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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本部族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三)

发布时间:2013-7-28 阅读:2309 次

三、本部族旗籍的分布与职司

 

(一)部族姓氏的旗籍隶属

 

据《通谱》卷一至卷六十五统计,满洲姓氏旗分佐领的隶属情况如下:

 

镶黄旗属下516人,占总人数的9.6%,镶黄旗包衣属下111人,占总人数的2.1%;正黄旗属下541人,占总人数的10%,正黄旗包衣属下82人,占总人数的1.5%;正白旗属下743人,占总人数的13.7%,正白

旗包衣属下138人,占总人数的2.6%;正红旗属下508人,占总人数的9.4%,正红旗包衣属下34人,占总人数的0.6%;镶白旗属下605人,占总人数的11.2%,镶白旗包衣属下101人,占总人数的1.9%;镶红旗属下575人,占总人数的10.7%,镶红旗包衣属下51人,占总人数的0.9%;正蓝旗属下的560人,占总人数的10.4%,正蓝旗包衣属下106人,占总人数的1.9%;镶蓝旗属下616人,占总人数的11.4%,镶蓝旗包衣属下104人,占总人数的1.9%

 

《通谱》中所记载的满洲924个姓氏,5391人,几乎是均匀的分布在满洲八旗之中。属于“上三旗”者为1800人,“下五旗”者为2864人。人数最多的为正白旗743人,最少的是正红旗508人。包衣旗分中属于“内务府三旗”之人为331人,属于下五旗包衣旗之人为396人;人数最众的是正白旗包衣138人,最少的为正红旗包衣34人。满洲姓氏分隶各旗分佐领者计4664人,占满洲姓氏总人数的86.5%,分属各旗包衣佐领者凡727人,占满洲姓氏部分总人数的13.5%

 

牛录作为八旗的基本单位,后改称佐领。牛录的相继编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万历十一年(1583年),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归附努尔哈赤时,曾请求:“念吾等先众来归,勿视编氓,望待之手足。”[]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本部中,注意维系原有部长与部民隶属关系,对苏克苏浒河部内萨尔浒、嘉木湖、沾河、王甲(即完颜)、额尔敏、札昆漠、萨克达、苏完、董鄂、雅尔、安达尔齐等来归部落编设牛录。《八旗通志》所载国初建立的牛录,属于建州女真的有:镶黄旗第二参领的第七佐领,乃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吴尔汉,属于苏完地方人;镶黄旗第三参领的第二佐领和第十佐领,由沙济地方人丁组成,旗牛录额真分别为沙济人万喀什和王吉努;正黄旗第四参领的第十四佐领,由董鄂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董鄂人喀喇;正白旗第三参领的第三佐领、第五佐领和第七佐领,由雅尔浒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雅尔浒人胡什他、浑塔和准塔;正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四佐领,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苏完人布赖;镶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四佐领,由苏完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苏完人宜荪;镶红旗第四参领的第一佐领和第三佐领,由完颜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完颜人博尔晋和噶禄;镶蓝旗第一参领的第七佐领,由完颜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完颜人特因柱;镶蓝旗第二参领的第六佐领,由雅尔湖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雅尔湖人颜布禄[]。以上这些都是国初成立的属于建州女真的牛录中,牛录中来归人丁和牛录额真世居地可考,并且牛录额真与牛录中的人丁属于同族或部属关系的。可见,这样的牛录几乎都是来归部落人丁所编成的,如苏完部、完颜部、董鄂部等等部落。而对于征服的部落:兆佳、马尔敦、翁郭洛、安土瓜尔佳、浑河、哲陈、托漠河、章佳、巴尔达、佟佳、鄂尔浑等部,则将它们的人丁打入各旗,以防不测。这就是《八旗通志》中几乎见不到由此部落人丁所组成的完整牛录之因。

 

对于海西女真中率众来归者,则以原部落集中编成牛录;而被征服的海西女真则将其族人分隶各旗,拆开原部的隶属关系。例如,《八旗通志》中正白旗第二参领的第二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叶赫人刚阿塔;正红旗第四参领的第五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叶赫人傅岱;镶白旗第二参领的第八佐领,由乌喇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乌喇人长住;镶白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二佐领,由哈达地方来归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哈达人苏巴海;镶红旗第一参领的第二佐领,由叶赫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叶赫人霸奇兰;镶红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佐领,由辉发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辉发人通魏;镶蓝旗第一参领的第十三佐领,由叶赫地方来归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叶赫人护什布;镶蓝旗第三参领的第一佐领,牛录额真为辉发人莽库;镶蓝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佐领,由哈达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孟阿。这些佐领多数又隶属“下五旗”。牛录额真多是率众来归之人,其牛录成员则为原部落族人。其它被征服之人则由新属牛录额真管理,如正红旗第二参领的第八佐领,由乌喇地方人丁组成,其牛录额真为苏完人拜都。将他们“分隶八旗”,以便于控制。

 

对于东海女真编设牛录,努尔哈赤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基本保持了其原部族形态。《八旗通志》属于东海女真的佐领有: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四佐领,由宁古塔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僧格;正白旗

第一参领的第十三佐领,由那木都鲁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喀克笃礼;正红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三佐领;镶白旗第一参领的第九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纪布喀达;镶白旗第三参领的第十七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瓦柱;镶白旗第五参领的第十五佐领,由尼马察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雅尔那;镶红旗第一参领的第十四佐领,由尼马察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胡球;镶蓝旗第二参领的第十一佐领,由瓦尔喀地方人丁组成,牛录额真为额蒙格。

 

上述佐领之外,还有东北边区索伦等的民族所编成的满洲八旗佐领,及康熙时期编立的新满洲佐领。《八旗通志》属于索伦等部族编成佐领的为: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系崇徳五年将索伦人丁编为半个牛录,后因人丁滋盛遂编为一整牛录,牛录额真为布克沙;正白旗第一参领第十二佐领,系康熙元年以索伦地方来归人丁编立,牛录额真为布吉尔岱;镶蓝旗第五参领第十五佐领,系以索伦、瑚尔珲、鄂尔珲、瓦尔喀、呼尔哈五处人丁编立,初以孟甲管理。属于新满洲的佐领为:镶黄旗第一参领第十四佐领,系康熙十二年初编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札努喀;镶黄旗第一参领第十五佐领,系康熙十二年始编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二珠;正白旗第四参领第十五佐领,系康熙十三年初编盛京新满洲四十佐领之一,牛录额真为奇木纳;正白旗第五参领第十佐领,系康熙二十一年将新附满洲编为半个佐领,后增以盛京人丁为一整佐领,牛录额真为巴当阿。

 

(二)部族姓氏的职司

 

在《通谱·满洲姓氏》记载了传主及附传人物的任职情况。满洲姓氏在朝野担任的文职有: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部院左、右侍郎、内阁学士、散秩大臣、内务府总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上驷院大臣、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光禄寺少卿、国子监祭酒、钦天监监正、给事中、郎中、太医院院使、内管领、鸿胪寺少卿、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司经局洗马、部院员外郎、包衣大、茶房总领、膳房总领、天监监副、部院寺主事、都察院都事、太医院院判、钦天监五官正、内副管领、司胙官、署正、翰林院编修、通政司知事、部院寺司库、灵台郎、典簿、主簿、典籍、赞礼郎、牧长、翰林院检讨、中书、笔帖式、庶吉士、教习、署丞、博士、助教、牧副、挈壶正、司务、厩长、大使、孔目、鸣赞、仓长、库掌、天文生;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河道、粮道、盐法道、知府、同知、知州、候补州同、知县、理问、运判、县丞、教授、司狱等。武职有: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将军、提督、御前侍卫、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銮仪使、镇守总兵官、副将、一等侍卫、冠军使、翼长、护军参领、武备院卿、参领、总管、城守尉、长史、参将、弓匠协领、头等护卫、游击、二等侍卫、云麾使、前锋侍卫、副参领、副护军参领、佐领、防守尉、都司、典仪、二等护卫、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礟官、防御、守备、三等护卫、千总、蓝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骁骑校、副骁骑校、司匠、备箭首领、关口章京等。

 

上述可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衙门中均有满洲本部人员任职,在整个政权的运作中,他们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自朝廷的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至地方的总督、巡抚、知府、知县;从都统、将军,到前锋校、各关口章京,都有相当部分的满洲姓氏人员司任其职。从人数统计上看,满洲姓氏所任文武各官职的人数,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多于在地方上执政的,任武职的人数又高于文职。在中央任文职之人,又以六部居多,包括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计3116人。在部院衙门中,笔帖式一职充任者最多,有2570人。而武职官员任佐领者最多,达3311人;其次是任骁骑校者,也至3088人。满洲姓氏人员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中央文武衙门,武职官员人数超过了文职官员,说明了开国之初满洲贵族重视军权,保持满洲的“骑射”传统。从旗籍上来看,各种官职的总体人数上,各旗籍相差不多,上三旗就任各种官职人数略高于下五旗。就任中央四品以上高级官职人数,上三旗旗也明显高于下五旗。在地方上就职的满洲人,下五旗旗略多于上三旗。《通谱》中记录的就任官职的满洲人,约有8%属于包衣旗。内务府包衣旗任职人数远远高于其它包衣旗。这体现了内务府包衣旗人的特殊地位,他们就任官职的机遇更

多一些。

 

四、本部族内的满洲化和自身的汉化

 

满洲本部族融合了不少东北边区习俗相近的少数民族。即使在女真人内部,各部落之间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建州和海西女真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的高于东海女真。《东夷考略》记载:“建州、毛怜裔出渤海,事耕絍,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并有庐室,或以桦皮为帷,止则张架。俗善射、驰猎。”[]旧满洲和新满洲之间的差别也不小,东三省驻防兵,“有老满洲,有新满洲,犹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 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编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本部族的成员。在生产、生活、习俗,乃至思想观念诸方面,他们逐步与满洲民族一体化,乃至完全融入该民族。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之后,他们与满洲旧部整齐划一,已变成旧满洲。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实行了各种政策,加快了新纳部族满洲化的步伐。

 

首先,南迁新满洲族人,编入旗籍,从组织上加入满洲。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其路线一般是先迁到宁古塔、伯都讷等地,继而南下盛京地区,一部分“从龙入关”,进入北京地区。由于他们编入满洲社会基层组织牛录,在组织上已融为一体。 “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相当数量的新满洲仍留在北方地区戍守,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三城中驻扎了大量的新满洲兵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进献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余丁,拨其中一千人并附丁二千名驻防齐齐哈尔,二千人驻防白都讷,三千人赴乌拉驻防。

 

其次,新满洲同旧满洲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军事任务,享受同等的权利。在挺进辽东,攻略辽西,入主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他们同八旗将士一起,冲锋陷阵,血撒疆场,立下卓越功绩,也使情感凝聚在一起。《通谱·各地方西林觉罗氏·雅尔纳》记载:“雅尔纳镶白旗人,世居尼马察地方,国初率眷属来归。授骑都尉,设佐领使统之。时有明兵来犯华克沙汉地方,雅尔纳追击斩之,授为三等轻车都尉。后克辽东有功,授为二等轻车都尉,三遇恩诏加至三等男。”[]居于窝集部尼马察地方的雅尔纳,在入关前的战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的例子在《通谱》中不胜枚举。清帝将新满洲视为一体,立军功者,封爵授官,大加赏赐。还分给他们土地,令其耕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定“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给地者,将上三旗官庄并八旗礼部光禄寺丈量所余地亩拨给”。[]同时,还给迁移的新满洲粮食和生产资料。清廷规定:“新满洲人等迁家口来者,不限人数,官给秔米,余人给糙米,日各半升,给至收获一次时止,所需盐酒照戸口支领。若拨地耕种豆地,每六亩给豆种一斗,谷地每六亩给谷米或黏高粱米六升。”[]新旧满洲血汗凝聚的手足情谊,以及妥善的安置措施,更加坚定了他们融入满洲的信心。

 

第三,对新满洲加强“清语骑射”教养,使他们生活方式、习俗、心理素质与旧满洲趋同。各个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吸收新满洲兵丁及其子弟入学,践习“清语骑射”。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毎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入校学习。清廷的不断地教化,使新满洲同旧满洲的差距日趋消失。《宁古塔记略》记载,新满洲人“赐以官爵,亦不知贵”。将军尝谓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须学礼仪,一体上衙门。”次日,有官者齐聚府堂,或戴笠,或负叉袋,或跣足,见者无不大笑。将军命坐,即以叉袋垫地而坐,虽衣大红蟒袍,其叉袋仍负于背不稍去,以便于买物。“近于都中见之,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此外,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在满洲化的道路上迅跑。

在汉族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区域里,后金立国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国语骑射”等文化特色,以防本民族的蜕变的同时,接纳中原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战略转变。例如,清初置官建制,天命至天聪时期,多沿用明朝成例,清明职官混用。如诸功臣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掺杂着承政、参政、启心郎等满名。天聪八年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汉化,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以满语译音之名取代。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官名满汉并用,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文音译的下官称谓,如“法克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官职称谓不见了。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剃法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崇儒重道,加速了整体的汉化,为长久统治奠定基础。

 

早在辽东时期,皇太极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建立学宫,修孔子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清朝治国之道。入关后,大肆弘扬孔孟、程朱之学,笼络士人,稳定天下。清廷兴教办学,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还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诏令,“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萌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并于国子监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两员教习。次年五月,再令建立八旗官学。十八年(1661年),清廷规定,“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 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规定:”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年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自愿,分别教授。”[]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规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立为衙署。设清汉各一学。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雍正年间,各类八旗学校尤其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咸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 教授汉书之房远多于教授清书房数。

 

科举考试是清朝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广播程朱理学的有力举措。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清廷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具体的录取名额是,满洲、蒙古“取中举人十名,汉军减五名,取中五名”。科举考试促进满洲人研习儒家经典的热情,提高了满洲整体的文化素质。

 

满洲贵族为了巩固全国统治,加大了汉文化学习的力度。雍正三年,吏部议覆:“各省提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

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薙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满洲民族共同体得以确立,清朝能够长期维系稳定统治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凡例》,辽海书社,2002年版。

 

[]《清朝通志》卷一《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补录了《八旗通志》人物传记和《通谱》的缺遗,新增满洲姓氏33个,传主33人,合计满洲姓氏957个,传主5424人。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通谱》卷三《瓜尔佳氏》。

 

[] 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征服罗刹,辟地至克鲁伦河、兴安大岭。科尔沁蒙古“复献出嫩江左右之锡伯、卦勒察,及黑龙江北之达瑚尔壮丁万四有奇”。达瑚尔亦在额尔格河、精奇里江之间,与索伦同地。“盖打牲部落之错临蒙古,故献归满洲”。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氏族》记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记录,卦勒察,亦瓜尔可察,打牲部落,属科尔沁蒙古。三十一年四月己巳,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

 

[]满洲大姓世居地分散,人数众多,单列。小姓人数少,合列一起,免占篇幅。地名大到区域,小至村寨,今地难考,故不注明。原籍无考者不计。

 

[]《满洲实录》卷一,癸未岁,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 以上参照《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关于满洲八旗参佐领的人丁构成和牛录额真的记载,对照《通谱》和《八旗通志》中记载之人物而成。

 

[](明)茅瑞征:《东夷考略》之《女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圣武记》卷一《龙兴开国记一》。

 

[]《黑龙江外记》卷三。

 

[]《通谱》卷十七《各地方西林觉罗氏》。

 

[]《清朝文献通考》卷五《田制五》《八旗田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九《盛京户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见《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P241

 

[]《清世祖实录》卷十一,顺治元年十一月乙酉。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四《礼部·学校》。

 

[]《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三《学校考一》。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四,雍正七年闰七月癸未。

 

[]《清朝通志》卷四十七《选举略三》。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三五《八旗都统·教养》,(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21]《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五,雍正三年八月丙寅。

 

[2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午。

 

[23] 王树南等纂:《奉天通志》卷二十三《事大志》,沈阳 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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