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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介绍——各宫殿建筑的用途和特色

发布时间:2010-12-1 阅读:12479 次

东路

 

                       1、汗王衙门大政殿

 

       走进沈阳故宫东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位于北侧正中的大政殿。它既是整个宫殿群中最先完成的建筑,也是装饰艺术和使用制度方面最具特色者之一。

 

       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  大政殿的造型很像是一座双层屋顶的八角亭子,在清代确实也俗称之为“八角殿”或“八方亭”,不过,按照正规的叫法应是“八角重檐攒尖顶大木架结构”建筑。

 

       大政殿高21,由上至下可以分成殿顶、殿身、殿基三个部分。

 

       殿顶最高处是近两米高的五彩琉璃宝顶,由宝瓶、相轮、火焰宝珠等几个主要部分构成,并装饰着浮雕云龙,色彩斑斓,美丽吉祥,是吸收了佛塔塔刹(俗称塔尖)的艺术特色而精心设计的。同样精彩的是,紧贴宝顶下部的八条垂脊上,各立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胡人力士,深目高鼻、紧衣小帽,虽然姿态各异,但都好像是在用力牵引绳索加固宝顶,构思巧妙,仪态生动,十分精彩。大政殿的两层殿顶都用琉璃瓦覆盖,而且是中间黄色、边缘绿色,不像北京宫殿那样全用黄瓦,清代称之为“黄琉璃瓦加绿剪边”,是沈阳故宫各宫殿屋顶的一大特色。此外,装饰在殿顶垂脊部位的行龙脊兽、檐下的斗拱彩画,也都以其富丽和别致的风格,烘托出这座大殿的庄严神圣。

 

       大政殿外观共有内外两圈三十二根红柱,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侧殿门外两柱上的金龙,昂首探爪仿佛正欲争攫中间的火焰宝珠,形态栩栩如生,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在殿柱顶端的外侧,各有相貌威猛、非狮非牛的兽面。据说这是藏传佛教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把它装饰在建筑上,既能带来吉祥又可体现统治者的威严。大政殿内檐柱间的八面,各装有六扇隔扇门而并无砖墙,门的上半部是“斧头眼”式的棂格,下部裙板中间则各镶有木雕的金漆团龙图案,更增添了殿体周围的美感。

 

       大政殿的下部,是两米多高的“须弥座式”砖石台基。四面都设有石阶踏跺,正南殿门前的一组中间是石雕云龙陛路,是皇帝出入大殿的御路。这里的石雕栏板、望柱、抱鼓、石狮等,都带有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民间的风格,朴实生动,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大政殿内是不设天棚的“彻上露明造”装修。八根十余米高的彩绘金龙大柱直插殿顶。穹顶正中是圆形的木雕金漆降龙藻井,周围的天花彩画,靠里侧的是万福万寿万禄万喜八个篆书汉字图案。外侧的一圈则分为八组,每组由一个梵文字图案和四个龙凤图案构成。这些精美别致的天花装饰,既具有富贵祥和的气氛,又带有神圣的宗教色彩。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殿内各个方向姿态各异的云龙和兽面、莲花、如意等木雕装饰,成为融合多民族艺术风格的壮美景观。

 

       审案集会大衙门  大政殿正式命名之前俗称“大殿”,因为早期满语中并没有与“殿”相应的词,而是用从汉文中音译的“衙门”一词来形容它,所以把“大殿”称为“大衙门”。其实“衙门”这个词,正好能比较贴切地表达大政殿在清入关前的主要使用功能。

 

       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前,满族社会基本处于氏族制时期,当时的每个聚居的氏族或部落,都要有一处供其首领商议和决定重大事情的场所,对重要案件的审判也要在这里进行,与汉族地区各级政府衙门的性质十分接近,因此满族人也就用这个词来称呼它。建国以后,汗王和贝勒、大臣们议定国家军政大事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家的“大衙门”。早在赫图阿拉建国时就已有了这类建筑,即后来当地人所称的“汗王殿”;迁都辽阳后新筑的东京城中,更是专门建造了“大衙门”,而且还是与大政殿相同的八角形,《满文老档》中称之为八角衙门或八角殿。沈阳故宫大政殿则是与以前的大衙门一脉相承的。

 

       在清朝入关前,决定国家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汗王(皇帝)与八旗中的议政贝勒(王)和议政大臣共同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大政殿就是召开这种会议的专门场所。皇太极时期许多关于国家重要决策的讨论和涉及对皇室贵族的处分案件都是在这里最后确定的。

 

       满族早期的“大衙门”还具有集会的功能,即召集众人举行某项仪式或宣布某项需要周知的事情,大政殿也继承了这种用途,成为当时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后金建国以后,每年最隆重的国家大典是元旦(正月初一)的朝贺和筵宴,清太宗时期都固定在大政殿前进行。每逢那一天,皇太极清晨在清宁宫祭神和到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后,就来到大政殿升坐宝座,文武群臣以及前来祝贺的外邦使臣都已在殿庭按次序排列整齐,时辰一到,即依次上殿行礼进表,向皇帝恭贺新春,随后便在此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新春大宴,宴间还要表演满、汉、蒙古、朝鲜等各民族的舞蹈和杂耍、摔跤等各种助兴节目,有时甚至会连演数日。除元旦之外,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节、皇帝登基、出征凯旋等大规模庆典仪式也都在大政殿前举行。此外,由于大政殿地处皇宫附近的城中心,也做为临时召集官员的集合地点。皇太极时期规定,如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通知,只要听到在盛京城八个城门同时击鼓,各级官员必须迅速赶到大政殿前集结听命,也体现出这座大殿做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重要作用。            

 

       清入关后大政殿的使用  清朝迁都北京后,大政殿是唯一继续常年使用的旧宫殿。其原因是清代盛京城的官员,还保留着“坐班”和“朝贺”两项在大政殿前举行的仪式。按照清入关前的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是“常朝之日”,相关文武官员必须到皇宫殿前排列整齐,经礼部官员点名查验后,“有事早奏、无事退朝”。顺治进北京以后,虽然皇帝已不住在盛京,但这种制度并末取消。每逢常朝之日,负责管理大政殿的官员要事先将殿内外打扫干净,陪都沈阳城内各衙门文武官员清晨就到大政殿前御路两侧,面向大政殿方向按次序排班坐好,至规定时辰,由盛京礼部监礼官按名册对照并记录后,仪式即结束,众人各自散去。因为京师常朝官员们要向皇帝磕头,而盛京只是向宫殿而坐,所以清代典制中称这项礼仪为“坐班”。

 

       另一项是在大政殿前举行的朝贺礼。按清朝制度,每逢“三大节”即农历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皇太后生日),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要举行朝贺皇帝的礼仪。其中北京是在故宫太和殿前,外省是在本官署衙门内,而盛京城内官员则在大政殿前行礼叩拜,也成为陪都城的一项特殊礼制。

 

       清入关后大政殿最重要的使用功能是在皇帝东巡盛京祭祀祖陵期间。按照乾隆时期的定制,东巡期间有两项仪式要在这里举行。一是在崇政殿庆贺典礼之后,要在大政殿前颁布宣告东巡谒陵大礼告成的诏书。第二项则是隆重的筵宴大典,一般在皇帝祭祀三陵已毕入信住故宫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相关官员事先已将典礼所用的编钟、编磬等宫廷乐器和宴桌等摆放在殿前,通常的情况是在殿内宝座之前摆设大宴桌一张,供皇帝专用,满、蒙王公贵族的宴桌摆在殿内两边,其他人的宴桌则放在殿旁台基上和殿庭之中,皇帝宴桌以外都称作“跟桌”,数量是整整一百张。吉时一到,皇帝由驻跸的东所行宫乘轿至大政殿升坐宝座,王公官员等在殿前跪迎行礼后各自入座。筵宴开始后,众王公大臣的代表要向皇帝敬酒,而皇帝赐给众人的酒果点心等则由御前侍卫逐桌送上。席间,王公大臣要在由乾隆皇帝亲自作词的“世德舞”音乐伴奏下,每两人一组依次到殿前起舞助兴,还要像入关前大政殿筵宴时那样,由侍卫表演摔跤、翻跟斗等助兴节目,场面十分热闹。这种大宴的参加者,除随驾东巡的王公大臣外,还有盛京地方官员和皇亲国戚、乡贤耆老的代表,每次都不下数百人,而且从乾隆至道光历次东巡都按制举行,成为皇帝在祖先宫殿前款待臣僚和家乡父老的欢庆盛典。  是什么意思,觉得这个人写了这样四句没头没脑的话,是在戏弄自己,便派人在沈阳故宫的各主要宫殿中,都悬挂着皇帝御书的横匾和楹联,题字几乎都是出自乾隆皇帝之手,其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也带有一定的文采,给宫殿增添了几分神圣肃穆的气氛。

 

        在清入关前的沈阳故宫中,宫殿中是否有这种匾联尚不得而知,但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老罕王征匾”的故事。

 

        据说老罕王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建了大政殿以后,从里到外怎么看怎么漂亮,只有一件事觉得不可心,就是殿内缺少一块大匾。于是,他召集大臣们来到殿里,问他们应该挂一块写什么字的匾最合适。众人听说罕王要征匾文,都争先恐后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学,有的说题“明镜高悬”,有的说题“乾坤一统”,七嘴八舌提了一大堆,没有一个合老罕王的心意,就传下旨意,命在各处张贴告示,向天下读书人征集匾文。

 

         有一天,老罕王从各地献来的匾文中,看到有一份写了这样四句:“木多一撇,正少一横,一点不见,两点全欠”,琢磨了半天,只猜出前两句好像是“禾止”两个字,也没想出去把这个大胆的狂徒抓来问罪。等把那人带到殿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的书生。老罕王对他说:“要是能讲出这几句话的道理,就恕你无罪,否则定斩不饶”。

 

         那书生不慌不忙地说:“前两句话不是‘禾止’,而是‘移步’二字”,罕王仔细想了想觉得有理,就问后两句,书生回答是“视钦”二字,罕王沉思片刻也点了点头,让他讲讲这“移步视钦”的意思。书生说:“把写着这四个字的匾挂在大殿上,就是提醒您身为一国之君,坐在龙庭宝座上要时时以国事为重,别忘了老百姓,常到下面体察民情,那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几句话把老罕王说得龙颜大悦,说“正合朕意”,命书生把这四个大字写在匾上,高高地挂在了大政殿内正面。

 

         这个类似猜字谜式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从查考,因为它既不见于正史和档案的记载,也没有人见到过大政殿里有这样一块匾。现在殿内悬挂的“泰交景运”黑漆金字大匾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两侧殿柱上还有同时书写的近六米长的御书对联,上联是“神圣相承恍睹开国宏猷一心一德”,下联是“子孙是守长怀绍庭永祚卜世卜年”,都书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书法雍容淳厚,装饰华贵富丽,在沈阳故宫各宫殿匾联中,堪称是最漂亮的一副。

 

 

                    2 八旗朝堂十王亭

 

       在大政殿前左右两侧,各排列症着五座方亭。东侧由北向南依次是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则相应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俗称“十王亭”或“八旗亭”。

 

       这些亭子的来历,应从满族独特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说起。

 

       满族人原有一种狩猎组织“牛录”(汉语意为“大箭”),由十人组成,其中一人为首领,称为“牛录额真”,外出狩猎时,同牛录的人都要听从其指挥统一行动。努尔哈赤在征服各部的过程中部众不断增加,便于1625年对牛录组织加以改造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男丁编成一牛录,五牛录编成一甲喇,五甲喇编成一“旗”(固山)。当时编成的八个旗以所用旗帜的不同区分。用黄、白、红、蓝整色旗的分别称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另四旗用加镶边的旗帜,即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分别称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后来汉字中多把“整”写作“正”,所以就有了八旗“四正四镶”的说法。皇太极时期又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新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旗帜并未改变,所以习惯上仍称作八旗。

 

       “八旗”并非只是简单的部队编制,而是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组织。编入八旗的成年男子“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既出征作战又从事生产,他们的家属、奴仆也都同在所属的牛录之内,全国的人口、土地和其他财产都置于八旗管辖之下,可以说,入关前的清(后金)国家就是由八旗构成的,国家的重要决策,都是经过八旗贝勒(旗主)大臣参与讨论制定的,皇帝的对全国的统治是通过八旗实现的。

 

       沈阳故宫大政殿和十王亭所构成的建筑组合,正是八旗组织在当时国家中重要地位的生动体现。这里举行大型典礼时,皇帝升坐大殿,八旗各级官员都各自排列在所属旗伯亭子前,直到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官员在此“坐班”、“朝贺”时仍是如此。在平时。十王亭则是八旗官员处理本旗行政、民事、诉讼等事务的办公场所,通俗地说,如果大政殿是国家的“大衙门”,那么十王亭就是八旗的“旗衙门”。

 

       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体现了当时满族国家的政治特色,在建筑布局和风格上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史书中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队外出驻扎时搭设的蒙古包式帐幄,有时就是皇帝用大一些的“黄幄”,而八旗贝勒大臣们则分别用排列在其前两侧的八座“青幄”,大政殿和十王亭的排布、瓦色、造型都与之十分接近。因此,人们也把这“一殿十亭”叫做“帐殿式”布局,视为带有游牧狩猎民族特点的宫殿建筑的典范。

 

                        3、銮驾库和奏乐亭

 

       沈阳故宫东路南北两端,各有一处与在这里举行典礼活动有关的建筑,即銮驾库和奏乐亭。

 

       鸾驾库位于大政殿正北,硬山前后廊式正房十一间。清代乾隆初年以前的銮驾库并不在此处,而是在崇政殿前的东七间楼,当时称为“銮驾音乐楼”。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年增建行宫建筑时,因东七间楼需挪改,将其内存放的銮驾乐器等移至现址,并把原有的五间正房扩为七间,后又扩为十一间,即为现状。

 

       銮驾库中存放的物品,主要是皇帝东巡时所用的仪仗和乐器。仪仗包括轿、舆、交椅和各种旗、幡、钺、斧、枪、戟、瓜、伞、盖、扇等, 是皇帝出巡或上殿时排列在其周围,用以展示“天子尊严”的。乐器则是在清宫丹陛大乐、中和韶乐、卤薄乐等乐部中使用的大铜角、小铜角、画角、蒙古角、金口角、行鼓、仗鼓、排箫、云锣、编钟、编磬、建鼓、筝、琴、瑟、龙笛、笙、方响、拍板等等,供御驾行进和宫内典礼时所用。

 

       这些仪仗和乐器,绝大多数都是乾隆年间从北京运来,专门供皇帝在盛京期间使用。按照制度,皇帝东巡在沈阳故宫停留的几天内,要有崇政殿朝贺和大政殿筵宴两项重要典礼,届时都须依照国家大典的仪节,在宫殿前陈设卤薄仪仗和乐队,以体现皇家威严和演奏典礼乐章。由于这批仪仗乐器每次都要用到,又没有必要在北京和盛京间运来运去,所以便永久存放在銮驾库内,一直用至1829年道光皇帝最后一次东巡,其中一部分现在仍然收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大政殿殿庭最南端东西各有一座奏乐亭,同为四角攒尖琉璃瓦顶,建于两米多高的方台之上,台下一侧设券门,有台阶通达亭内,供乐工上下。这组奏乐亭应是建于清太宗时期,逢大政殿有重大庆典时在此奏乐,清入关后皇帝东巡时仍然使用,但因主要的乐部多是设在殿前较近的地方,亭中乐队应是用于皇帝上殿时接驾和筵宴伴奏等场合。由于奏乐亭是大政殿区域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简单而又坚固,所以一直保存得比较完整,成为沈阳故宫东路南端的标志建筑。

 

                           中路

 

                  1、文德坊、武功坊和朝房

 

       中路是沈阳故宫建筑群的主体,即皇帝日常上朝和居住的地方,清代称作“大内宫阙”,由入关前皇宫和乾隆以后行宫、太庙等几个部分构成。

 

       宫门前庭是中路最南端的区域,它虽然位于宫门之外,但却是整个建筑群功能和布局中不可缺少的“脸面”。

 

       来到故宫门前,首先看到的就是跨街而立的两座高大牌坊──文德坊和武功坊,按照与大臣上朝排班相同的“文东武西”位置,矗立在宫门两侧。牌楼本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宫殿、陵庙、街坊等处的标志性、纪念性建筑,有木结构的也有石雕的。沈阳故宫门前的这一种,称作“木结构琉璃瓦顶四柱三楼式”牌坊,它们的作用,既是皇宫门前的明显标志,也做为进入宫廷区域的门户。在清代,不仅两座牌楼间禁止路人和车辆通行,而且每座牌楼都设有可以开合的栅栏门,其外路北各有一座值房,有皇宫护兵日夜守卫。即使是官员们要进宫上朝,也须先在牌楼外几十步之处“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碑前出轿下马,接受盘查后才能恭敬地走入牌楼以内的“宫阙禁地”。由于牌楼实际上是宫前的左右阙门,所以过去沈阳人习惯上称之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文德坊、武功坊虽建于清朝入关之前,但造型和装饰都堪称精美。两坊均为主间(明间)高两次间低的形式,黄心绿边琉璃瓦顶,每间檐下内外各四组斗拱承托,其下的枋、折柱、雀替、花板等部位,是以浮雕为主,彩绘为辅的装饰,翔龙飞凤,海水流云、瑞树奇花,贴金敷彩,艳丽祥和,既有皇家气派又具地方风格,在古代牌坊中独树一帜。中间坊额蓝地金字,满、汉、蒙三体合璧,除坊名外,并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字样,可知建于1637年正月,是沈阳故宫唯一记有落成年代的建筑。

 

       在两牌坊间南侧大清门前的区域,是一组与宫殿正门配套的建筑。东西各有奏乐亭一座,为迎送皇帝入宫出宫奏乐之处;两侧又各有平房和楼房一座(西侧楼已不存),称作“朝房”和“朝楼”,是官员们入宫前候朝的地方,每逢朝会之日和“三大节”在大政殿举行朝贺仪式时,官员们都要在这里事先按次序列队,至规定时辰入宫上殿。在两座朝房之间南侧正对大清门的位置,清早期曾有内务府的司房,乾隆十三年(1748年)改建成一座五龙琉璃影壁,与大清门相衬映,清末民初时被拆毁,其基座至今尚存原处,由此也可想见当年皇宫门前整齐肃穆的格局。

 

                        2、皇宫正门大清门

 

       到过北京故宫的人,都知道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沈阳故宫的“午门”则是大清门,当然,它的建筑体量要比午门小得多,并没有高大雄伟的门楼,而只是一座五间硬山顶的屋宇式大门,中间三间为门,南北都设有台阶,两梢间有槛墙木窗,为警卫值班之处。紧贴两侧房山又各有一四柱式小门,分别称为东翼门和西翼门。

 

       大清门建于清太宗天聪初年,开始只按通常习惯称为“大门”,两侧的小门则称“东门”和“西门”。到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时,用与新国号相同的“大清”二字来命名这座皇宫大门,可见对这处国家最高统治中心门户和外部象征的建筑物是十分重视的。正式定名的同时还规定,大清门及东、西翼门,要设兵丁稽察出入人员,严加把守。各级官员和侍卫、护军等,在入朝前集合于大清门时,无论坐立,都不准面向或背向正北的宫殿方向,更不许坐立于中间的御道上,只能在御道左右“相向坐立”,即位于御道东侧者面向西,位于御道西侧者面向东。这是因为如面向北,则有窥视宫阙禁地之嫌;面向南则背对皇宫,也是对皇帝的“大不敬”。至于坐立御道之上,更是藐视君王的重罪,当时明文规定,自亲王以下所有官员,都只能由左右台阶出入,中间的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至于两旁的翼门,应是供平时官员及宫女、太监等因事进出宫殿之用。

 

       大清门对于其内部的宫殿而言是分隔外界的门户,对于身处其外的人而言则是皇宫的代表,所以有时也在这里进行一些礼仪性活动。如皇太极曾在此接见谢恩的官员和朝贡的蒙古各部使臣,并曾命礼部在此宴请朝鲜国来使。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患病曾大赦罪犯,当时就是把相关犯人集合在大清门前传谕释放的。此外大清门前台基上原来还曾放有两架“谏木”(或称“谤木”),其功用是臣民百姓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而又无法入宫去当面提出,可以把写好的意见书放在那上边,就会有人将其送交皇帝。这是古代帝王体察民情的一种办法,据说后来皇宫皇陵门前的“华表”即是由“谏木”演变而成。努尔哈赤在后金建国初年也曾仿效这种古老的作法,而大清门前的这一对谏木是乾隆时期重新安设的,爱作诗的乾隆皇帝每次到此都要题咏一番。。

 

       大清门虽然只是出入宫殿的通道,但做为皇宫的门面装饰也力求华丽美观。除黄绿两色的琉璃瓦屋顶和檐下的雕梁画栋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墙体四角的琉璃“墀头”,每组都由上下相联的四部分组合而成,黄、蓝色调为主,间以红、白、绿等色,浮雕云龙飞凤、瑞兽奇花,鲜艳多彩,烧造精致,虽然不处于建筑的中心部位,却成为最亮丽斑斓的艺术杰作。

 

                     3、“金銮殿”崇政殿

 

       临朝听政的金銮殿   进入大清门沿御路北行,正面就是清太宗时期的“金銮殿”──崇政殿。中国古代宫殿一般都是由“外朝”和“内廷”(或称“前朝后寝”)两部分组成。其中外朝区域是皇帝临朝理政和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崇政殿即是沈阳故宫外朝的中心。其正门前至大清门北侧石阶间的殿庭的御路两侧,即是典官礼时王公官员排班站位之处。殿左右连接翊门各三间,分别称为“左翊门”和“右翊门”,是平时进出殿北宫廷区的通道,而皇帝上殿退朝则是由殿内北门进出。

 

       崇政殿在使用功能上与大政殿有显著不同。首先,做为皇宫的正殿,它是皇帝日常临朝理政之处,也就是通常所说“上朝”的地方。在后金早期的宫殿制度中,俗称为“汗宫里的殿”或“内殿”,而大政殿则是举行较大规模的重要集会时的“大殿”,在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政殿相当于皇帝的“办公室”,而大政殿则更像是一座“会堂”。其次,清太宗时期国家的重要典礼,如元旦和万寿节庆典、太祖实录告成、皇子娶妻公主下嫁、明朝重要官员的归降等仪式,都是在崇政殿举行,而大政殿则是在元旦、万寿节等典礼的主要礼仪结束后大宴群臣的地方。第三,崇政殿也是皇帝接见宴请外邦宾客之处,在皇太极时期,主要用以款待前来盛京进贡、朝觐、通婚的蒙古诸部贵族,国内庆典时的一些小规模宴会也常在这里举行。

 

       清朝入关后,从乾隆初次东巡开始,即规定皇帝亲祭盛京三陵的告成典礼于崇政殿举行,并由礼部编写出详细的程序仪节,正式载入《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官修国家典籍之中。称为“崇政殿朝贺仪”,通俗地说就是群臣祝贺皇帝祭祀祖陵圆满成功。其仪式一般是在皇帝入驻盛京宫殿的次日或第三日,场面和礼节都要比入关前在昆举行典礼时隆重正规。清晨,礼部和鸿胪寺官员就要把所用的卤薄乐器、桌案彩亭、贺表诏书等一切物品陈设停当,时辰将至,随驾王公大臣、盛京地方官员等按品级高低从殿前一直排列到大清门外,届时,中和韶乐奏《元平之章》:“维天眷我清,一统车书四海宁。法驾莅陪京,祠谒珠丘展孝诚,陟降旧宫庭,思祖德、答天明,佳气绕龙旌    ”,皇帝入崇政殿升坐金龙宝座,百官进表称贺,三跑九叩。仪式的最后,还要宣读皇帝关于东巡大礼告成的诏书,等于正式向全国公布本次祭陵圆满成功,并以此告慰在盛京开创基业的先皇在天之灵,可见入关后清帝把这项典礼安排在崇政殿也是颇具深意的。

 

       艳丽多彩的外观装饰  从使用功能上说,崇政殿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但是如果将二者的建筑规模做比较,平地起建的五间崇政殿,与坐落在高高的汉白玉台基上的十一间太和殿简直无法相比,何况按照明清宫殿建筑屋顶样式的级别划分,崇政殿的“硬山顶”是最低的,而太和殿的“重檐庑殿顶”则是最高的。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个是刚刚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另一个则是统治全中国几百年的中原大帝国,“金銮殿”的规模当然会有区别,但是,大有大的风格,小有小的特色,崇政殿在建筑装饰方面的艺术价值,是其他任何宫殿都不能取代的。

 

       从建筑样式上说,崇政殿是在东北地区极为普遍的硬山式房屋的基础上,根据皇宫正殿的使用需要加以美化,其殿体高12,下有一米多高的砖石台基,前后各有加饰石雕栏板望柱的殿阶和檐廊,这样,在造型上已与民间的同式房屋产生了本质区别,成为只有宫殿寺庙中才有的高等级模样。

 

       最能体现崇政殿尊贵地位的,还是其与众不同的建筑装饰。

 

       殿前后红色檐柱都是方形,下面是黑色覆莲式的柱础石,上部则用蓝、白、金等颜色绘“披肩”、莲花等图案,外侧是与大政殿相同的兽面,柱顶部分更是精彩,各有一形象生动的木雕龙头探出,而且两两相对,探爪戏珠;龙身和后爪则在廊内,既起支撑作用,又是别出心裁的美化,仿佛神龙自殿内飞出,高贵而富有生气。檐下的木雕莲瓣、蜂窝、如意等与大政殿一式,和方形的殿柱一样属于藏传佛教(喇嘛教)建筑艺术风格,枋内外的二龙戏珠浮雕,金光闪烁,横贯外檐,增添了华丽精美的效果。

 

       崇政殿的琉璃构件艺术风格与大清门如出一辙,但整体效果更为突出。墀头部位仍然是上下相叠的几组飞龙、麒麟和瑞草奇花,不过主体图案与大清门墀头色调相反,鲜艳中不失凝重之气。在殿顶和房山上端的正脊、垂脊、博风、山花等部位,也都有五彩缤纷的琉璃构件,以黄、绿、蓝为主要色调,行龙火焰珠为基本内容题材,殿顶四角的羊、狮、龙、海马等“脊兽”,也分别用白、蓝、绿、黄、红等不同颜色。这些多彩的琉璃构件,再加上黄心绿边的琉璃瓦屋顶和檐下的木装修,使崇政殿殿体前后、正侧、上下每一个连接处都色彩斑斓、装饰富丽,与金红相间的木隔扇门、白石青砖的殿基月台,共同组合成崇政殿庄严华美的外观。相比之下,北京故宫“黄顶、红身、白座”的太和殿在视觉色彩上要单调呆板许多。

 

       建造这座宫殿时,满族人的政权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房屋式样,吸取其他民族建筑艺术和技术。按照本民族喜爱色彩鲜艳、火爆热烈的审美习俗,造就了大清国的第一座“金銮殿”,这就是崇政殿的价值所在。

 

       清新华美的殿堂  崇政殿室内,是不加天花板的“彻上露明造”,而且五间贯通,不设隔断,上上下下横直相交的殿柱梁架都可一览无余,因此,几乎所有外露的木构架表面,都装饰着彩绘或雕刻,形成了一处龙飞凤舞的空间。

 

       室内的殿柱,下部为红、蓝、白三色相间的“立水”,再往上是翻卷的浪涛和腾飞的金龙,周围点缀火焰流云。七架梁{大梁}上的彩画也同样精采。中段近似半圆形的“包袱”内为红地金龙和如意云朵,两端是各色奇花瑞草,既高贵深沉又祥和自然。五架梁以上及檐枋、角背等处是比较规范的“龙草和玺”类彩画,红蓝相间的主调衬托金色行龙,犹如在殿内搭起一道道腾空飞舞的彩带,再配以椽间望板上所绘蓝天白云,更增添了富于想象的清新意境。两侧山墙间外露的屋架,柱头部位仍然是奇异的兽面,连同隔扇门上方蜂窝、莲瓣等木装修都是与外檐一致的藏式风格。

 

       崇政殿室内的宝座、屏风等陈设,并非清太宗时期的原貌,而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根据皇帝的旨意重新设计制做的,在殿内正中北侧,是二尺多高的红漆木制地坪,前三侧二共五组台阶,周围是仿石雕式样的栏板和望柱,这种地坪古代称为“陛”,因为官员们见皇帝时都要跪在下面,所以才口称“陛下”。在陛上后部,又有一类似“殿中之殿”的“堂”,全部木制,外罩金漆彩绘,并加饰行龙、兽面等精美雕刻,并特意保持与殿内外原有装饰风格基本一致。其上方的“正大光明”黑漆金字匾,则是乾隆仿照北京乾清宫顺治所书匾题写的。堂陛之内的屏风宝座,是乾隆特命仿北京故宫乾清宫所用加以缩小精心制作的,宝座、屏风各以九条龙做为主要装饰,全部罩以金漆,体现其唯一的使用者──皇帝的无上尊严。屏风上的四言十二句铭文,与乾清宫屏风上的完全相同 ,是康熙皇帝从古代经书中摘出,做为自己和后世皇帝治理国家的座右铭镌刻在御座之旁的。陈设在龙椅前后的鹤式烛台、熏炉、塔式香亭、  端、“太平有象”等,都是乾隆年间宫中精制的珐琅礼器,专用于皇帝御座周围,既为熏香之用,也有驱邪诹吉的寓意,使得“真龙天子”临朝理政之处更具有庄严神圣的气氛。乾隆、嘉庆、道光几位皇帝东巡盛京期间,都曾坐在这里接受群臣的朝贺叩拜,庆祝自己祭陵大典的成功。

 

       此外,为了表示对这座开国金銮殿的敬仰,从乾隆时起,皇帝还把一些相关的题咏诗章手迹制成匾联悬挂殿内。宝座前的“念兹戎功用肇造我区夏,慎乃俭德式勿替有历年”蓝地金字对联、其上方的“御崇政殿受贺”诗匾,都出自乾隆皇帝手迹,殿北门内上方还挂有嘉庆、道光御题崇政殿诗金字木匾,也是他们留给这里永久的纪念。

 

“镇殿侯”的传说

 

         在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原来曾摆放着两具用真熊皮和熊头内装木制骨架做成的熊模型。对于其来历,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用皇太极生前猎获的大熊做的,也有的说是用乾隆东巡时亲自猎获的熊做的,但在沈阳民间流行较广的,还要数“镇殿侯”的传说、

 

         相传在皇太极还是四贝勒的时候,有两个从小就跟随他的贴身卫士,不但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武艺高强,勇猛过人,而且做事认真,忠心耿耿,在皇太极身边多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后来皇太极当了汗王,盖成了新宫殿,就封他们二人为御前带刀侍卫,专负责把守皇宫的正门大清门。

 

         两人上任之后,知道守卫皇宫大门责任重大,每天都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该进宫的人,无论是谁都别想过他们这一关。天聪五年,皇太极率兵攻打明朝的大凌河城,围城三个多月,终于取得全胜,活捉明朝将官数十人,兵民一万多,大军凯旋后,沈阳城里连日摆酒宴,举行庆祝。

 

         这一天,皇太极的五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刚在庆功宴上喝了酒,醉熏熏地来到大清门前,说是要进宫去向皇上祝贺。若是别人喝成这样想入宫,两个侍卫早就给拦住了,但这是皇上的亲哥哥和朝中有名的三大贝勒,二人不好阻拦。他们见莽古尔泰肋下挂着腰刀,就客气地对他说:“三大贝勒,请您把腰刀摘下来放在这再进宫”,莽古尔泰不知是喝多了酒还是别有企图,听说让他摘下刀就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这两个把门的奴才,竟敢管起我皇兄贝勒爷来了”,两个侍卫忙陪笑说“您别生气,我们只是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并不是想难为您”,可莽古尔泰就是不摘刀,还要硬往宫里闯,两个侍卫死活就是不放他进去,结果惹得莽古尔泰勃然大怒,竟然拔刀杀死了二人。

 

         皇太极听说这件事后,对莽古尔泰的蛮横无礼非常气愤。立即召集众贝勒审议,以带刀闯宫之罪,革去了他的大贝勒爵位。对于两个因严守制度而被杀的侍卫,则为他们举行了厚葬,并把没收莽古尔泰的家产赏给他们的家属,皇太极想起二人跟随自己多年,为保卫皇宫尊严无辜被害,心里十分怀念。

 

         说来也怪,此后每次他进出大清门时,都能看见有两只威武的大熊站在新换侍卫的前面,可一到近前熊又不见了。于是,皇太极就命人用自己猎获的两具熊皮,制做成与真熊一样的模型,摆放在崇政殿内金銮宝座的两边。有一天,莽古尔泰奉旨到崇政殿见驾,刚一进门就吓得面无血色,向两只大熊的模型磕头不止,嘴里还连声说“二位武士饶命,二位武士饶命”,皇太极见了这种情景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自已在大清门看到和做成模型摆在殿内的大熊,都是那两个侍卫死后的化身,仍然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忠诚地保卫着自己的安全,而令仇人莽古尔泰丧胆。据说莽古尔泰那天回家后,不久便得暴病而死。后来在他家里果然查出了企图谋反篡位的证据。

 

         为了感激和纪念那两位忠于职守的御前侍卫,皇太极就把崇政殿里两只大熊模型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并传下圣旨,正式册封其为“镇殿侯”,做为保卫皇帝安全的忠诚卫士永远安放在盛京金銮殿内。                           盛京故宫

 

        

 

                        4、飞龙阁和翔凤阁

 

       在崇政殿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样式相同的五间硬山顶二层楼房,东为飞龙阁,西为翔凤阁,与大清门、崇政殿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布局单元。

 

       这两座楼阁虽然是金銮殿的左辅右弼,却并不是清入关前所建。清太宗时期的沈阳故宫确曾有过飞龙、翔凤两座楼阁,但应是在崇政殿后,而不是在殿前。现在二阁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座三间的小厢房(东侧)和一座二层七间的银库楼(西侧)。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弘历第一次东巡盛京来到故宫,觉得崇政殿前左右的两座建筑高低不同,样式各异,有失整齐美观,他在故宫内各处仔细查看了一番后传下圣旨,在此新建造型相同、东西对称的两座楼阁取代旧有建筑,将已年久失修的旧楼阁拆除,把飞龙、翔凤的名称移到新建的二阁上来。于是,便有了崇政殿前现存的面貌。

 

       在清代宫廷中,以“阁”命名的建筑大多是做存贮古器文玩、图书典籍之用,飞龙、翔凤二阁也不例外。从乾隆时期至清末,这里都是盛京清宫最重要的藏珍蓄宝之处。

 

       飞龙阁内上层,原用作存放清历朝皇帝所用武备。满族是一个以骑马射箭著称的民族,清代的皇帝们自幼即练就娴熟的弓马技艺。飞龙阁内所藏,便是他们生前用过的各种弓箭、鞍辔、甲胄、刀剑中的一部分,从太宗朝至穆宗(同治)朝共有四千多件,绝大多数是乾隆至光绪年间陆续由北京送到这里的。皇帝东巡盛京时,往往要亲自登楼阅视这些先帝遗物,以示珍视和敬重。飞龙阁下层的主要藏品,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奉旨从北京运来的一批古代青铜器。包括商、周、汉、唐历朝所制鼎、彝、盂、盘、卣、爵、觚、钟等共八百件,按编号存放在十三座大柜中。在乾隆晚年著录宫内所藏古铜器时,将盛京的这批蒇品集中收载在《西清续鉴》一书中,成为清宫藏宝一个特殊的专项。

 

       翔凤阁内贮存的,主要是供皇帝东巡期间使用和赏赐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乾隆时期从北京宫中调运至此。其种类之多、历史和艺术价值之高,比飞龙阁内所藏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供各宫殿内陈设的御用器物,包括玉器、瓷器、漆器、珐琅器、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制品、文房四宝等,连同备用品在内共两千多件,大多是清代宫中御用珍品;二是备皇帝至盛京时穿用和赏赐的服饰、衣料、荷包等,共四千余件;三是供皇帝驻跸期间查阅和欣赏的古籍、舆图、书画等近千件,其中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作品三百余件尤为著名,后人曾有《盛京故宫书画录》一书专门记述。

 

       以上所举两阁藏品,大多数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被运往北京,抗战以后又流散各地。1929年沈阳故宫内的博物院正式开放后,飞龙、翔凤二阁成为清宫文物陈列室,以致于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两座外貌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楼阁,曾经是收藏过上万件宫廷御用珍品的皇家宝库。

 

                        5、东西两座“七间楼”

 

       在飞龙阁和翔凤阁之后,各有一座七间二层的楼房,其建造都比较朴素,青砖青瓦,板门方窗,而且没有描龙绘凤的彩画和雕刻装饰,一看就会猜到属于仓房之类。因此皇帝也没有给其取什么好听的名称,只是按所处的方位叫做“东七间楼”和“西七间楼”。

 

       这两座楼房虽然建于清朝入关之前,但在乾隆初年也曾有过一些变化。东七间楼原来的位置要比现在向北移两间房距离。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增建东、西所行宫时,奉皇帝旨意将其北侧的两间拆除接在南侧,以便使新建行宫宫门前道路畅通。西侧的楼房原来并非七间而是九间,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北边两间拆掉,成为七间。这样一改,不仅使中路通往东、西两侧的通道变宽,而且也使两座楼房的拉置和外观趋于对称,也可以算是一举两得了。

 

       东、西七间楼内存放的物品,虽不像飞龙、翔凤阁所贮那样种类繁多,价值珍贵,但也都是皇帝东巡期间使用或由北京专门送往这里的宫廷文物。

 

       东七间楼的主要藏品是大约十万件清宫瓷器。其运来盛京的时间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当时因为北京宫殿瓷器库存过多,而且品种比较单调,所以皇帝命将库存瓷器移送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故宫各十万件。本年六月,这批瓷器到达沈阳后,便存放在东七间楼中,直至清末。所以从那时起这座楼也被称为“瓷器库”。根据档案的记载,此次运来盛京的十万件瓷器,都是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其中康熙朝的三万五千件,雍正朝二万五千件,乾隆朝四万件,内有许多是尚未挂彩釉的黄、白色素瓷盘碗,有的一种款式就有上千件。除此之外,楼内还有一些乾隆以后陆续由北京运入的瓷器,共约四千多件,既有清代制品,也有明代制品,其种类和质量都要强于前项。这十万多件瓷器,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时也被运往北京,以后又辗转运往各地,现南京、台湾等地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西七间楼在清代也称为“书籍墨刻楼”或“档子房”,据此可知其在用途主要有两项:其下层是主管东北地区皇室事务的盛京内务府存放档案之处,民国时期统计,共存有满、汉文档案六万件(册)。楼内上层即为存放书籍墨刻之处。根据乾隆年间的规定,北京故宫内武英殿修书处新刻的内府图书(俗称“殿版”),必须送一部或数部至盛京收藏,至清末,楼内有这类书籍近五百种、一千一百多部、一万五千多册。所谓“墨刻”,则是历代书法名家书迹或清代皇帝御笔诗文的刻拓本,也是由清宫内精于此技者细心制做,有的装裱成册,有的装裱成卷轴,与前述书籍一并保存。此楼内的藏品因价值略逊于其他楼阁,所以在民国初年并未外运,侥幸保存下来,现分别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图书馆。

 

                   6、日华、霞绮楼和师善、协中斋

 

       在崇政殿北的与凤凰楼前的空地两侧,有东西对称的两组建筑。靠南边各是一座三间二层的小楼,东名日华缕,西名霞绮楼;楼北各有一座五间房,东名师善斋,西名协中斋。这几处建筑,都是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期间,在旧有建筑基础上,重新孜建增饰和命名的。

 

       关于这几座建筑的用途,过去曾有人根据其“斋”的名称,推测为东巡时皇帝读书或随驾皇子居住之处。但在档案中,只见到有关在这些房子中存放门神、对联、毡片等宫内所用一般物品的记载,未见有住人的记述,对于其具体用途,我们只能按清宫制度加以分析。

 

 依照清宫惯例,凡皇帝、后妃以及皇子皇女居住之处,都是在四周建有围墙和附属性建筑的正规院落中,而这四座楼、斋所处的位置,属于沈阳故宫外朝和内廷间过渡区域的空地。其建筑更多地是起着为整体布局配套的作用,乾隆皇帝将其改成左右对称的形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也没有为其修建院落和值房等服务性建筑,并非按照供人居住的宫殿加以规划。

 

从建筑装饰和室内陈设看,皇帝后妃居住和使用的宫室,一般都使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在沈阳故宫是在黄瓦周围加绿色剪边),这是等级制度的体现,不能随意变更。而这四座建筑都没有用黄琉璃瓦却只用青布瓦(泥瓦),也可以说明其并不是供帝后所用。沈阳故宫各主要宫殿建筑室内,都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匾联,而且在皇帝皇帝东巡期间,一般都曾赋诗题咏,而这四座建筑却既无匾联又无题诗,即使是用作皇子读书之处也不应该如此。另外,沈阳故宫乾隆时期行宫中供帝后使用的宫殿内,都有相应的家具和陈设品,这在清宫的档案中都保留着当时的记载,而却不见有关这四座楼、斋者,据此分析,这些建筑应是供存放宫中一般物品用的库房性质,并非居人之所,

 

    虽然如此,这四座建筑在沈阳故宫中路布局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因为其所处位置,是连接殿和宫两个区域的必经之处,皇帝在此居住期间常由这里经过,所以其外观的整齐和典雅仍是不可缺少的。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为其命名并亲题门匾的原因吧。

 

                      7、内廷门户凤凰楼

 

       沈阳故宫的内廷部分──即清太宗时期皇帝后妃居往之处,位于中路崇政殿北的高台之上。按照满族人过去在山区居住的风俗,部落里酋长的住宅,都是建在寨子里最高的地方,既便于守卫,又利于观察了望。迁居平原城市之初,他们仍然受这种习俗的影响,所以沈阳故宫帝后寝宫建在特意筑起的近四米的高台之上,但大政、崇政两座殿却建在平地。这种“宫高殿低”的情形,与北京故宫的“殿高宫低”正好相反,人们也将其视为沈阳故宫因满族风格而形成的特色之一。

 

       修建寝宫的这处高台,很像是一座城堡。下面是从平地起建的近四米的高墙,在台上面又有两米多高的围墙,两墙之间有宽二尺左右的间隔,成为环围墙而设的夜间巡逻“更道”,站在更道内时外墙正好到齐胸的高度,与城上防守的掩体“女墙”十分相似。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只要退至台上防御,敌人短时间内是攻不破的。

 

       进出这座皇宫城堡的通道,就是其南侧正中的凤凰楼。这是一座进深、面宽均为三间的三层歇山琉璃瓦顶的楼阁,屹立在高台之上,其下层明间是进出寝宫区的通道,前有二十几级台阶通往台下地面,只要关上大门,帝后寝宫区就成为一座居高临下的森严城堡,因此,凤凰楼的功能也很像是一座居高而建的城门楼。

 

       在皇太极时期,凤凰楼是皇帝后妃们夏日观景纳凉之处,史书中还记载,当时清太宗也曾在这里召集诸王贝勒读书讲史。由于凤凰楼是清代盛京城内最高而且最漂亮的建筑物,从城里的各方位都能望得见,所以成为沈阳城著名的景观,“陪都十景”、“盛京八景”中,把“凤楼晓日”、“凤缕观塔”列入其中。又因为站在凤凰楼上可以看到全城,所以清入关后历代皇帝东巡来沈阳时,都要登楼观景,赋诗咏怀,至今楼内仍然保留着按乾隆题御笔手迹制做的黑漆金字诗匾。

 

       从乾隆年间起,凤凰楼还被用作存放一些重要的宫廷文物。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实录》。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为尊崇盛京开国宫殿的地位,命将太祖至世宗(雍正)五朝满汉文国史《实录》,各缮写一部送往盛京尊蒇,即放于凤凰楼上、中层的30顶大柜之中,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移至崇谟阁。二是“圣容”和“行乐图”,即皇帝画像。其中身着朝服于宝座上端从的“标准像”称为“圣容”,而读书听琴、骑马射猎等带有生活场景的称“行乐图”,也是乾隆皇帝特旨定制命送至盛京“供奉”。至光绪年间楼内共有太祖至穆宗(同治)历朝皇帝圣容各一份,乾隆、嘉庆、道光行乐图共13份,都精心收贮在特制的大画箱中。三是清初皇帝玉玺。原藏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6年)奉旨移往盛京凤凰楼,共有“大清受命之宝”等10颗,乾隆曾亲撰《御制宝谱记》述其事原委。这些皇帝画像和御玺,都属于清宫中最重要的文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飞龙、翔凤阁中的古董珍玩,由此也可见凤凰楼在清代沈阳故宫中的地位。

 

                       8、帝后寝宫清宁宫

 

       在中国古代宫廷中,一般称皇帝处理政务,举行国家典礼的建筑为“殿”,而称帝后居住的建筑为“宫”。满族人建立政权之初,其语言中还没有与汉字“宫”相应的词汇,只是用与汉字“家相同的词”boo”来代替,反而显得更加形象,因此,沈阳故宫崇政殿后高台上的内廷,实际上也就是清太宗时期皇帝的“家”。在这个区域里,共有七座宫,两侧是六座配宫,正面居中而建、坐北向南的是中宫清宁宫,即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哲哲居住之处,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

 

       满族住宅的典范  清宁宫是五间硬山顶前后廊式建筑,除了殿顶的琉璃瓦和檐下的彩画,没有过多的外部装饰,做为“内廷正寝”可以说相当朴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满族传统建筑的典型风格,人们通常将其概括为“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建在地面上”。

 

       所谓“口袋房”,也称“筒子房”,即清宁宫五间房的屋门,不是开在正中一间,而是开在东侧第二间,加上室内西侧四间不设间壁墙,就像从一端开口的口袋,与汉族地区比较多见的中间开门式“一明两暗”或称“钱搭子房”、“挑担房”,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格局来源于满族早期只设一个出入口的“地窨子”式住宅,也与过去满族以一家几代同往一室为家庭和睦象征的观念相吻合,增大室内空间,也便于举行祭祀、宴会等活动。。

 

       “万字炕”也称“蔓枝炕”、“弯子炕”、“转圈炕”,即正房内搭设南、西 北三面转角相连的火炕,其中南北两面炕较宽,供人起居坐卧,俗称“对面炕”。其长度根据所在房间的面宽又有“连二炕”和“连三炕”,清宁宫内的炕设于西侧三间,即为“连三炕”。西炕较窄,一般不住人,供摆放祭器等物品使用因其上方的西墙是安设祭神祭祖的神位之处,西炕既不可随意坐卧,也不能乱放杂物,所以满族民间有正房内“以南为大”(南炕供长辈居住)、以西为尊”的说法。“万字炕”是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适应当地冬季严寒气候的创造。早在满族先世金代女真人时期就已普遍采用,至今在东北地区农村仍十分常见。

 

       清宁宫连接火炕烟道的烟囱建在房后西侧,是从地面起建而不像汉族住宅那样建在屋顶。这种形状类似小塔的烟囱满语称作“呼兰”,早年在山区是用中间被虫子蛀空的大树树干做成,日久开裂再用藤条捆缚,外涂黄泥,既简便实用,又利于防风防火。进入汉族居住区后,满族住房仍沿用这种烟囱,只不过改用土坯和砖砌筑。清宁宫的烟囱截面为方形,由下至顶逐级上收,共十二层,有人传说这是象征清朝共有十二个皇帝,此外,由于现在沈阳故宫内只保留下这一座烟囱,又有人说这是当年皇帝特意按排的,其用意是“一统(筒)天下”。

 

       除上述几个主要特征外,清宁宫还有一些具有满族早期特点的地方。如室内地面下留有烟道,成为冬季可以烧火取暖的“火地”;前后的窗棂都只用横直相交的“码三箭”式,显得朴素大方;室内的间壁墙结实厚重,上部用木板草泥的“拉合墙”等等,都是适合满族人的传统生活习俗而形成的特色

 

       清宁宫的使用  清宁宫室内间隔成两个部分:东侧的一间是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居之处,室内靠窗设炕,史书记载,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端坐无疾而终”的。东侧第二间室搭设烧炕和祭祀时煮肉用的锅灶。北面窗下设两口大锅,南面宫门旁设一口锅(其在祭祀时的用途详见后述)。西侧三间通连,搭设“万字炕”,即是室内的主要使用空间,除供帝后日常饮食起居之外,其与皇帝处理国家政务有关的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召见王公大臣议事。这主要是在非朝会日期、或有重要事情需要召集一个或几个王公官员的场合,皇帝传旨让他们进内廷奏事并面授机宜,被召见者大都是深受信任的亲贵重臣,所商议的也往往是紧急或机密的事务

 

       二是宴请重要宾客。当时一般的宴会都是在大政殿或崇政殿举行,但逢有特别身份的客人或重要的节日,皇帝就要在自己的“家”——

 

   清宁宫中摆酒席款待,以示重视和亲近。如皇太极的皇后和几个地位显赫的皇妃都是出身于蒙古贵族之家。每当她们的父母兄弟来盛京时,皇帝除在殿里举行“国宴”外,一般都要将其请入清宁宫中另外再举行一次家宴,逢皇室其他成员与蒙古贵族结亲,皇帝也常把接亲或送亲的“亲家”请入清宁宫特别招待一番,也有的时候是皇帝和王公大臣陪同男性的蒙古客人在崇政殿进宴,皇后和妃子们则在清宁宫设宴款待其女眷。另一类在清宁宫里举行的宴会就是春节时的家宴。参加者是皇帝的近支伯父、叔父和兄弟子侄,这时的皇帝既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席间众人要向皇帝行君臣之礼,皇帝和皇后也要亲自给长辈和兄长们敬酒拜年,行家族之礼,尽管与其中的一些人平时可能有很深的矛盾,但在这家族欢聚的场合也显现出浓浓的亲情。此外,皇太极时期还曾在清宁宫宴请过一些归降的明朝高级官员,能被皇帝在家中设宴相请,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是永生铭记的莫大荣耀,他们自然也就会感激涕零,尽忠效力。由此也可以想到,清宁宫里的任何一次宴会,都不是单纯地被皇帝请到家中作客,而是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国事活动”。

 

       清宁宫家祭  除召见官员和宴客之外,清宁宫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就是其西侧四间也做为宫内举行萨满祭祀的场所,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神堂”。萨满教是一种以信奉“万物有灵”为特点的原始宗教现象,也是满族自氏族社会就有的信仰习俗。萨满教的祭祀分为在山林田野中进行的“野祭”和在住宅内进行“家祭”两类。过去的满族人家住房中,都在西墙正中安设祭祀神位,民间称之为“祖宗板子”,即祭神祭祖的供位,清宁宫内也是如此。在室内西炕中间的墙壁上,设有前挂黄幔的“扬手架”,即是供神之处。

 

       皇太极时期清宁宫内的祭祀,可分为“常祭”和“大祭”两类。其中大祭是比较隆重的。在民间多是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也有只在秋冬季节举行的。在宫廷中,由于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则要更频繁一些,除每月的祭祀外,逢元旦(正月初一)或在大军即将出征作战之前等时候,也都要祭祀,以求得神灵的保佑。

 

       这种祭祀民间称作祭祖祭神,具体礼仪比较复杂,大致分为朝祭和夕祭两个步骤,其供祭的对象,朝祭是释迦牟尼、观音和关羽等神佛,夕祭则是本氏族的部落神和祖先神等传统神灵。清宁宫祭仪的主持者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家萨满”,他(她)们被视为能在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使者,熟悉祭神的仪式,会演唱神歌和表演请神、酬神的舞蹈。祭祀时,他们戴神帽、扎神裙、系腰铃,手持神刀神鼓,颇具原始时代的遗风。其祭祀的过程是先在西炕前的供桌上摆好祭器和糕、酒等供品,由皇帝和其他参加祭祀的家族成员上香行礼,随后是“领牲”仪式,即杀猪献祭。所用的必须是由自家饲养、黑色无杂毛而且无疾病的公猪,将猪绑四腿放在供案上,由萨满用酒或凉水灌进猪耳,如猪摇头,便认为是被受祭之神接受,众人欢喜叩头,这个仪式便称为“领牲”,如一次不成,则要继续灌酒水或者换猪,直到成功才能进行下面的程序。领牲之后,便可以杀猪煮肉灌血肠。清宁宫内南侧的锅灶即是供褪猪时使用的,而北侧两口更大的锅则是用来煮祭肉的,第一次煮肉是把猪按部位卸成几大块,煮好后再按猪的原型摆到供案上,俗称“摆件”,再从每个部位割下少量的肉放在碗内,俗称为“拿件”,由萨满边唱边跳边献祭,皇帝等诸人随之行礼叩拜,随后再把肉切成三四寸的“方子”,用木盘端上,参加祭祀的人坐在炕上,用自已携带的解食刀切片食用,而且既不放桌也不许蘸佐料,很显然是沿袭狩猎民族野外就餐的习惯。由于这些肉在观念上已是神赐给众人的,所以称之为吃“福肉”。

 

       这种祭礼,在满族人看来特别重要,所以清朝入关后,皇帝也将其带到北京宫中,为了适应祭典的需要,顺治年间还特意按照清宁宫的格局,将北京宫殿的中宫坤宁宫进行了改造,直至1925年逊帝溥仪离开故宫之前,坤宁宫的萨满祭祀始终没有间断过,足见其影响之深。

 

       索罗竿和祭天大典  在清宁宫院庭内西南正对宫门的地方,有一根安放在石头底座上的红漆木竿,高近三米,下粗上细,顶端套一只锡碗,这就是过去满族院落中常见的“索罗竿”,俗称“神竿”。关于其来历,民间有许多传说,我们留待后面再讲,这里先说说它的实际用途。

 

       满族的萨满家祭分为祭神和祭天两个部分,其中的祭天也称作“还愿”,即在平时遇到的很多事情都要祈求天神(满语称“阿布凯恩都里”)保佑,在祭祀时用行礼和上供来酬谢,“索罗竿”就是祭天时的崇拜物,所以民间称为“祭竿子”或“立竿大祭”。皇太极时期祭天的场所主要有两处,一是盛京城东门外的“堂子”,另一处就是清宁宫前。这促典礼通常是在室内祭神大典的第二天,供桌就摆放在神竿前。按照风俗,每次祭天典礼时,都要换一根新的索罗竿,而且必须是由男主人(在宫内即为皇帝)亲自从山林中砍来,一般用松木为多,并且要求长短粗细合适,笔直无弯,这样才能表现出对神的虔诚。

 

       祭天的仍是由萨满来主持,还要念满语的祭文。包括皇帝在内的参加者都到神竿前的庭院中,所用的供品除了猪之外还有装在碗里的米和米饭等。杀猪时仍需领牲,但吃肉的程序略有不同。比较明显的区别是要在院内支一口锅,“拿件”的碎肉煮熟放在碗里摆供祭祀后,倒入锅内,连米饭加佐料一起煮成“小肉饭”,民间也称为“鞑子粥”,按风俗不仅参加祭祀的人食用,外姓人只要在索罗竿前磕头也可同吃,而且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吃完后还不必道谢,体现出狩猎民族的原始遗风。当然,宫内祭典很难有普通的外姓人在场,都是经皇帝特许的一些大臣、侍卫参加。祭天仪式中,后妃等女眷在清宁宫内面向神竿行礼,她们的“小肉饭”也是在室内食用。至于其后的吃“大肉”,则与室内祭神时基本相同。

 

       对于新更换的索罗竿,也要有一些仪式。要用祭猪血涂在竿尖上,并把猪喉骨套在顶端,再将猪内脏等切碎放入锡碗中,以备饲喂乌鸦,然后才将新竿在石座立好。至于为什么满族人祭天要立这种神竿,按照比较通俗合理的解释也并不复杂,因为这根高竿与“天神”的距离自然要比在地面上的人近一些,放在锡碗里的祭肉由在天上飞的乌鸦等鸟类叼去,人们也宁愿相信它们能够把自已的心意带给凡人无法见到的天神,由此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还应该提到的是,清帝迁都北京后,清宁宫的萨满祭祀并未就此绝迹。乾隆皇帝第一次来到盛京,就地清宁宫举行隆重的祭神祭天仪式,并将其列为以后皇帝东巡盛京期间必行之事,正式载入《大清会典》之中,此后便循例而行。直至现在,宫内还保留着“万福之源”、“合撰延祺”和“清宁宫敬记”等乾隆、嘉庆、道光御书匾额,即是当年他们在此留下的实物见证。

 

                 9、关雎、麟趾、衍庆、永福四配宫

 

       皇太极时期的内廷宫区,除中宫清宁宫外,还有6座配宫。其中4座位于清宁宫前东、西两侧,分别是崇德改元称帝后晋封的四位皇妃的寝宫,即东宫关雎宫住宸妃、西宫麟趾宫住贵妃,次东宫衍庆宫住淑妃、次西宫永福宫住庄妃。这4座宫的建筑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五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但其宫门并不像清宁宫那样开在偏左的一侧,而是开在正中,入内后明间仍是搭设锅灶,而且和南侧两间相连,形成外三间里两间的室内格局。在其内外屋,都设有贯通两间的“万字炕”,因是厢房,东、西炕较宽用以住人,南(北)炕则类似正房中的西炕,只用作摆放物品和供具之用。

 

       清入关前的许多宫廷习俗与民间十分接近,皇宫内一夫多妻状态下的居住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皇帝和皇后一起住在清宁宫,如皇帝需要与某个妃子同住,则到那个妃子地寝宫中,这与入关后的北京宫殿中,皇帝固定住在乾清宫或养心殿,“侍寝”的后妃则从坤宁宫或东西六宫到皇帝居住的习惯有明显区别。在清宁宫前的这四座配炽宫中,做为寝室的里间屋,靠院心的那铺炕都设有用木隔扇遮挡的“暖阁”,即是本宫主人(或与皇帝一起)居住的地方,而外间则是接待客人和用餐等日常活动之处。

 

       应该提到地是,这四座配炽虽然在建筑样式和装饰等级上都是相同的,但从实际情况看,根据各宫所在位置的不同,其主人的地位还是有差别的。具体说,应是东高于西、北高于南,即东宫地位最高,西宫第二、次东宫第三、次西宫最后。只书中称这四炽的主人封号分别为东大福晋(“福晋”为满语“夫人”之意)、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也证明了其身份的不同。后面我们谈到这四宫主人的具体情况时,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她们为何会有不同的地位。

 

       清宁宫之北两侧还各有一座较小的配宫,均为三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廊式建筑。它们虽然也是建于清入关之前,但并没有被命以什么文雅好听的名称,而只是按其所在的位置称为“东配宫”和“西酡宫”。关于其在皇太极时期的使用情况,史书中并没有具体记载。只是在乾隆年间的一些档案中曾提到,皇帝东巡时曾在这里备办清宁宫祭祀所用的糕、酒等供品。这两座房子都是与前面四配宫一样的黄、绿琉璃瓦顶装饰,不可能是宫女、太监等“下人”居住之处,据分析应是皇太极地位较低的妃子的寝宫,因为其主人远不如关雎宫等四妃那样显贵,所以住在了后面的小宫里,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专门的记述。

 

                        碾磨房和仓房

 

       在沈阳故宫内廷高台之后,还有一些年代很久的附属性建筑。据档案记载,有碾房三间、磨房三间、仓房二十八间,神堂处官房等,共同构成了建筑群中路最北端的区域。

 

        碾、磨房位于距高台北墙几米远之处,碾房在东、磨房在西,由于其远不如前面各宫殿那样重要,有失修缮维护,约在清末民初即倒塌拆除。198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根据档案的记载找到了原有的地基,并参照清代同类房屋的样式重建,恢复了这两座建筑。

 

       仓房的位置在现在沈阳故宫的北大墙中段处,建于康熙年间,归盛京内务府管辖,用作存放当地皇庄交纳的粮食,以备供给其所属人丁口粮和做牲畜饲料。二十八间房中,有六间是通道门(称“后宰门”),其余二十二间每间各一丈五尺左右,可盛放粮食六百仓石(约合六十万斤)。清末民初,这些仓房因失火烧毁。现有仓房也是1986年根据地基重建的。因为原基址有一半在大墙下和墙外,所以只恢复了前半部,用作旅游工艺品和餐饮服务部。

 

       神堂处官房原址在现北墙之外数米处,建筑现已不存。据嘉庆年间清宫档案记载,有东、西两座房共十四间。这处建筑,清代档案中也称为“阿姆孙房”,“阿姆孙”是满语“祭神的酒食”之意,由此可知是为清宁宫内祭祀备办供品之处,所以称作神堂处官房,其与仓房、碾磨房等共同构成既与宫廷有一定关系又相对独立的特殊区域。

 

       从历史记载中得知。乾隆年间以前,清宁宫院落中本没有通往后面的门,因乾隆初次东巡前拟定要在清宁宫重开萨满家祭,为便于给这项礼仪服务的人员出入宫区,盛京地方官员特奏请皇帝批准,在清宁宫后墙西侧新开一处“随墙门”通往北面台下,后来这座门便一直保留下来,至今犹存。由此人们可能会联想到一个问题,即清入关前除凤凰楼下层的正门外,是否还有其他进出台上宫区的通道?因为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在宫内服务的“下人”属奴仆身份,是不应该与皇帝后妃一样从正门出入的。1987年,这个谜终于被解开。沈阳故宫在安设清宁宫避雷针引线时,发现东山墙下距地表不深处有砖石砌筑的遗迹,经继续向下挖掘,竟出现了一条上部砌成拱形的“地道”,从台上直通至台后的地面。经过分析认为,这就是台上宫区通往外部的另一个出入口,应是清太宗时期伺候皇帝后妃的人进出宫区之处,清入关初年,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将其堵塞填平,直到几百年后才被发现,如今这条通道已经过修整重新开放,使由此走过的游客对当年的宫廷生活又增添了几分暇想。

 

                 11、东所颐和殿、介祉宫

 

       乾隆年间所建供东巡期间皇太后使用的行宫,因位于崇政殿之东,清代称为“东所”。这里的“所”,是清代宫廷中对一些较小规模独立居住院落的一种命名习惯,其位置一般是处于主要宫殿附近,院内的各单体建筑都各有专名,只是按院落所处方位总体称为“某所”,以便于区别。如北京故宫有南三所、北五所等。沈阳故宫的东所、西所也是这种情况。

 

       清代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而乾隆又是继位后生母见在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皇太后钮祜禄氏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十多岁才去世,所以这位“盛世天子”的孝母事迹在历史上也是最著名的。在其巡幸各地时,只要太后身体状况好,愿意同去,则必“奉母前往”,东巡盛京也是如此,因而在增建沈阳故宫内驻跸之处时,特意为母亲建造了这座行宫。

 

       东所中供居住的共有三进院落。进入最南端的琉璃宫门,头进院左右两侧原各有五间厢房,清代档案中称为“阿哥所”,应是随驾东巡的少年皇子所居之处,现已不存。进垂花琉璃宫门是第二进院,座北朝南有颐和殿三间,歇山琉璃瓦顶周围廊式建筑,这里是皇太后居此期间接受朝贺之处,殿内设有宝座屏风,西墙上原有乾隆御书联“福凝东海增芝算,祥拥西池长鹤龄”,表达对母亲多福多寿的祝愿。殿后的第三进院中正面即是皇太后居住的寝宫介祉宫,五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廊式,室内有吊罩隔扇,太后寝房所在的东间,有乾隆御题“式训徽音嗣,颐神景福绥”,宫后另有小院栽种花木供太后休息观赏。

 

       东所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建成后,有两位皇太后曾在此居住过。一位即乾隆之母钮祜禄氏,在乾隆十九年随皇帝东巡来此;另一位是道光朝的太后,也姓钮祜禄氏,是嘉庆帝皇后,但并非道光生母,按制度在道光即位后被尊封为皇太后,道光九年东巡时随皇帝同来居住于此。因为皇帝东巡时在盛京宫殿内只住几日便启程回京,所以东所建成后至清末,真正有皇太后住在这里的时间总共也没有超过半个月。

 

       当皇太后于此居住之际,东所里要有许多礼仪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皇帝于崇政殿接受群臣朝贺,庆祝祭祀祖陵大礼告成的当天早上,皇帝要先率诸王公来到东所,太后升坐颐和殿内宝座,皇帝等上殿行三跪九叩头礼,众文武官员则在大清门外排班,在司礼官的导引下同时行礼,礼毕,太后回介祉宫,皇帝也回到西所,众王公官员在崇政殿前重新排班站位,再举行朝贺皇帝的典礼,由此也可知皇太后地位的重要。另外,在此居住期间,皇帝和随驾前来的诸后妃、皇子皇孙,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到介祉宫给太后请安,有时还要陪着进膳;盛京城内有身份的皇亲国戚、文武大员和他们的妻子,经允许后也要来到东所内向太后行礼问安,可见往在这里的老太后也是难得清闲。

 

                    12、西所迪光殿、保极宫

 

       崇政殿西侧与东所相应的位置,是东巡盛京时皇帝和后妃的行宫,称为“西所”。

 

       或许有人会问,沈阳故宫原本就是皇帝宫殿,为什么还要另修行宫呢?按照清代皇帝的观念,沈阳是清朝的奠基之地,这里的宫殿是“国初圣迹”,做为太祖太宗的后世子孙,只可以瞻仰礼拜,如果自己居住其中,就是对开国先皇的不敬不孝,这是原因之一。此外,可能还有一层不便明言的理由,就是沈阳故宫时期的皇帝,统治范围仅限于东北地区,而入关后的皇帝则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君主,如果住进旧宫,则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所以康熙年间的几次东巡,或者只在故宫举行礼仪活动但并不在此居住,或者住在宫殿前空地搭设的御帐中。乾隆第一次东巡时也是如此,只是在凤凰楼前和台上宫区分别搭设帐幄,供自己和皇太后居住。也正是由于这种“有宫不能居”的状况,才促使乾隆皇帝做出了在故宫范围内另建东巡驻跸行宫的决定。从其第二次来此之开始,“西所”便成为皇帝后妃安然舒适的住处了。

 

       西所的建筑面积与东所相同,前部格局也大致相似。第一进院两侧各有值房三间。入垂花门,第二进院中是与颐和殿同式的迪光殿,室内安放宝座屏风,并有“继序其皇”、“迪光怄六韵”等乾隆御书匾联,皇帝东巡驻跸期间即在此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于殿前东、西各建配殿三间,供随驾的内阁、军机处及各部院值班大臣使用,以免耽误军情政事的上传下达。

 

       皇帝居住的寝宫在殿后的庭院中,名为保极宫,虽然样式与东所介祉宫相同,但宫前两侧有抄手游廊,直通迪光殿后檐廊下,这样即使是在下雨天,皇帝也可在两座建筑间便利往来。游廊梁架上画有人物故事等题材的装饰彩绘,衬以红绿相间的廊柱宫窗,闲暇游赏,令人专旷神怡。保极宫室内东间是皇帝寝房,西间为读书和召见官员之处。此宫内悬挂皇帝御笔楹联颇多,大部分出自乾隆手笔,如正面配柱上有“帝命式于九围本支百世,天心佑夫一德承绪万年”,南窗左右楹柱上有“保佑命申丰邑亿年垂裕,会归建极箕畴五福用敷”等等。史书中记载,皇帝居此期间经常单独召见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等地方大员,了解边防政务和吏治民情,表示对东北地区的关心和重视。

 

       东、西所行宫都建于乾隆时期,在艺术风格上已与入关前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外观上,已没有清宁宫那种厚重的墙体、朴实的窗棂、宽敞的庭院,而代之以精巧、恬静、幽深的气氛。室内当然也不会再有万字炕、大铁锅之类,基本上都是用雕刻精细的吊罩、落地罩等加以分隔,器用陈设更是强调古董奇珍、翰墨书香的典雅高贵。以保极宫为例,据档案记载,乾隆时期的室内柜格桌案上放有:掐丝珐琅炉瓶盒一套、红花白地甘露瓶一件、官釉圆洗一件、青玉双凤笔架一件、青花白地水盛一件、青白玉墨床一件、沉香木笔筒一件、嵌玉黑漆盒石砚一方、定窑蒜头瓶一件、木雕及漆盒七件、掐丝珐琅兽面尊一件、青绿出戟双管尊一件、碧玉把金皮腰刀一把、青白玉山子一件、青绿蚕纹双马尊一件、汉玉素璧一件、龙泉釉撇口尊一件、《御批通鉴辑览》十二函、书画册页三件。这些基本上都是陈设品和文房用具,由于是行宫,所用并不算十分精致,但也都是皇帝喜爱的御用珍品,由此也可见当时宫中陈设之一斑。

 

                        13、别致神秘的继思斋

 

       保极宫之北相距数米远,有一处小巧而别致的建筑──继思斋。其面宽、进深均为三间,平面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屋顶十分奇特,并非通常所见的前后“两面坡”,从侧面看是三个相连的三角形,如按古建筑的命名法,应称为“悬山卷棚三波浪式”或“勾连搭式”。其内部的分隔也很特殊,是用“井”字形的间壁,平均分成九个小间,以不同的方式连通,而只有南面正中的一个出入口,门前有一座数米长的直廊,与保极宫北门相连。这种建筑样式,不仅在沈阳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宫苑建筑群中也十分少见。

 

       更令许多人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人住的。因为无论在清代史书中或在宫廷档案中,都没有发现关于继思斋使用情况的明石记载。从其命名看,“斋”似乎应该是皇帝读书写字的地方,但从其室内格局和装修即可看出并非做为书房之用。斋中悬挂的两副皇帝御笔楹联:“每以念功崇继序,益维图易凛思艰”、“谟烈远垂钦善继,治安长守凛深思”,仅是把“继思”二字嵌入其中,表达仰慕先皇功绩,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涵意,仍未能透露出建筑本身的功用。

 

       经过仔细的分析,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继思斋应为皇帝东巡期间随驾后妃们居住的地方。

 

       按照档案的记载,清帝东巡每次都有后妃随行,人数一般是三至五位,那么,她们在新建的盛京行宫中必定有固定的居住之处,而且应是在外人不能进入的区域,并距离皇帝寝宫很近。沈阳故宫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建于行宫高墙深院中的继思斋。清代沈阳故宫陈设档案记载,斋内九间房中,有的摆放佛像供案,有的悬挂书画卷轴,有的摆设妆奁用具、有的布置文房四宝、还有的备有“暖净”和“凉净”,即坐式马桶。据此分析,斋中有的房屋属于“公用”,如佛堂、明间靠南和居中的一间,其余四至五个房间,每室住后妃一人。

 

       民国初年的一些书中,曾对继思斋中的居住情形做过这样的描述:皇帝居于“九宫格”正中一间,有门可通四方,后妃们则环居周围数间,而且彼此有板壁相隔,听不到其他室内的声响。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有趣的说法,却完全不符合于清宫制度。在介绍清宁宫时已经提到,清入关后的皇帝在宫中都有固定住所。夜间同他住在一起的后妃是按照旨意到皇帝宫中,盛京的行宫内也是如此。皇帝居于保极宫,后妃居继思斋,被选定侍寝者可通过斋前直廊进入侣极宫后门,即合乎礼制又十分方便。因此,那种“有趣”的说法实际是很荒唐的。要知道,清代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不可违制妄行,也需要“以身作则”,何况后宫并不只他和几个后妃,还有众多的宫女太监,皇帝是不会做那种有失天子尊严的蠢事的。

 

                     14、贮存皇室族谱的敬典阁

 

       在东所最北的一进院落中,是一座二层歇山琉璃瓦顶楼阁,名为敬典阁,专作收藏《玉牒》之用

 

       所谓《玉牒》,即清代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宗谱。这个氏族的诞生颇有些传奇色彩,按照清代流行的神话传说,他们的始祖名叫布库里雍顺,是在长白山洗澡的仙女吃了神鹊投下的红果后受孕而生。又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其后代才定居到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附近一带,兄弟六人各居一城,其中一人即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清朝建国后,称此六人为“六祖”,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就是清代的皇族,《玉牒》则是记载其宗族支派流传的谱书,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每10年修撰一次。清代规定,凡皇族生子至周岁,家里就要将其名字、生年月日时、排行次第、生母姓氏嫡庶等报到宗人府,由宗人府定期记入档案撰修成《玉牒》。

 

       每次《玉牒》修成后抄写成三份,分别存放在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史  (国家档案馆)和礼部,以便保存和查阅。乾隆八年(1743年),根据皇帝的旨意,将原存于礼部的那一份,送往爱新觉罗宗族的发源地盛京。几年后,又建造了这处专用的敬典阁,并将存放《玉牒》的柜格打造齐备。乾隆十五年(1750年),《玉牒》正式运到盛京入阁收藏,此后历次修撰仍按制续送,直至清末。每逢《玉牒》由北京送往盛京之前,皇帝都要亲自到专门搭设的彩棚前行礼恭送,并钦派宗室王公率官兵前往,一路上以特制的彩绘木亭抬《玉牒》行进,将到盛京时,城内各衙门文武官员都要身着朝服到郊外跪迎,然后由鼓乐吹打为前导进入城中,至故宫崇政殿前,各官员人等再次行三跪九叩之礼。正式入藏敬典阁时,要按事先选定的良辰吉日,众官员仍要拜叩行礼,由此也可想见《玉牒》在当时国家中的尊崇地位。

 

       清代皇族虽然都姓爱新觉罗氏,但从清太宗时期就有一个特殊规定,即皇族按与皇帝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宗室”和“觉罗”两个部分。“宗室”即努尔哈赤及其兄弟的直系后代,因按制可系明黄色腰带,所以俗称“黄带子”;“觉罗”则是宗室以外的六祖子孙,按制只许系红色腰带,所以俗称“红带子”。在修撰《玉牒》时,记载宗室支系的用黄色封面,称“黄档”;记载觉罗支系的用红色封面,称“红档”。敬典阁所藏,至清末共有黄档一百五十二包、红档二百三十五包,为顺治至光绪历次所修,大都是长二尺多、宽一尺多的大册,黄、红绢封皮,装帧精美,纸质精良,满汉文字书写工整,不仅是清代最有价值的一部族谱,也是珍贵的宫廷文物,现在都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

 

                    15、收藏国史秘籍的崇谟阁

 

       在西所北侧与敬典阁对称的位置,也建有一座同式的二层楼阁,名为崇谟阁,是乾隆时期专为在盛京故宫存放清历朝“实录”、“圣训”而建造的。

 

       所谓“实录”,全称称是“大清某祖(宗)某皇帝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记录一朝史事的国家文献。每一朝的皇帝死后,由其继位者组织大臣官员,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按编年体的形式修纂前朝“实录”。清朝的第一部《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是清太宗时期在沈阳故宫修纂完成的。清入关后修“实录”的同时,还将这一朝皇帝的谕旨分类选择,编辑成“圣训”,一同完成并收藏。

 

       按原有定制,每朝“实录”、“圣训”修成后,以满、汉、蒙3体文字各缮写四份存于三处,即北京内廷乾清宫、国家档案库皇史  和内阁(两份)。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前,感到盛京是清朝发祥之地,记载本朝国史的“实录”、“圣训”理应有一部存于沈阳故宫,于是传旨命将开国以来历朝实录、圣训以满、汉文各重抄一份,送往盛京收藏。完成后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运抵,先存放在凤凰楼,乾隆四十三年正式移入崇谟阁中。当时阁内已备好二十二顶金龙大柜,即专供存放之用。此嘉庆至光绪各朝修纂前朝实录、圣训后,也按制送满、汉文本各一份入崇谟阁,至清末阁内共有清太祖至穆宗(同治)历朝实录一千五百一十三包、圣训三百八十包。因原有柜格不够又增设顶柜二十二架。

 

       除实录、圣训之外,崇谟阁中还有几部鲜为人知的清入关前珍贵文献。一是《满文老档》,是清太宗时期以满文记录的国史,时间从1607年至1636年,原本以老满文(也称无圈点满文)书写,是研究当时满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最重要的资料。清入关后带拄北京,至乾隆时期,皇帝命将原本用老满文和通行的新满文(也称加圈点满文)各抄写两部,其中一部被指定送往老档的诞生地──沈阳故宫,珍藏于崇谟阁中,共五十二函、三百六十册。这部重要的史籍因为始终秘藏宫中,清代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到了民国初年才陆续有人开始翻译公布,供研究清朝和满族历史的学者所利用。二是《满洲实录》,共八卷,修成于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用满、汉、蒙三体文字合璧书写,并绘有图画八十七幅,所以也称作《满洲实录图》。原只一部,深藏宫中。乾隆皇帝七十二岁那一年重读此书时,觉得有必要加以复制,以免失传,于是传旨重抄两份,一存于北京宫中上书房,一送至盛京崇谟阁。这部书也是在民国年间才刊印行世。此外,崇谟阁中还收藏着几册汉文旧档,也形成于清太宗时期。其中即有当时一些朝臣的奏疏,也有与朝鲜国的往来公文,应是入关后由北京送回收藏于阁中的。

 

       崇谟阁的上述藏品,除汉文旧档外,现在都归于辽宁省档案馆收藏。

建于皇宫中的盛京太庙

 

       在沈阳故宫大清门东侧,有一处红墙黄瓦的独立院落。它既位于皇宫范围之内,又不是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地方,这里就是乾隆中期以后的盛京太庙。

 

       所谓“太庙”即皇帝奉祀祖先的宗庙。清朝有太庙制度始于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之时,当时的太庙建于沈阳抚近门(大东门)外五里的地方,前殿供奉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后叶赫纳拉氏(皇太极生母)神位,后殿则供奉努尔哈赤以上四代祖先,即猛哥帖木儿、福满、觉昌安、塔克世及其妻的神位。太庙建成后,每年逢清明、除夕等日,皇太极都要亲自前往焚香祭祀。顺治迁都北京后,先是把太祖朝的神位移往北京太庙,原来的盛京太庙因为只剩下四祖神位,改称为“四祖庙”,顺治四年(1647年)四祖神位也迁往北京太庙,盛京的原建筑“神去庙空”了。

 

       大清门东侧原本是明朝的一座道教观宇,内供天官、地官、水官,名为三官庙,早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就已是城中的著名庙宇了。在兴建沈阳故宫时,皇帝不但没有拆掉它,而且还继续保留庙中的香火,清入关前,有许多与宫廷有关的重要事件发生在这里(详见后述),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还多次赏赐银两和御笔匾额,表示对这座与开国宫殿同在一处的庙宇的特殊重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第三次东巡盛京时,为了完备陪都城的规制,传旨重修盛京天坛、地坛、堂子(皇帝按满族萨满教礼俗祭天之处)和盛京太庙。当时其他三处的旧建筑尚存,而太庙则因多年废置难以修复。于是乾隆决定把在三官庙旧址重建太庙,并举出古代宫殿前“左祖右社”(即宫阙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的制度做为依据。同时传谕,把三官庙(此时已改名为景佑宫)移至德盛门(大南门)内重建。几年后,搬迁重建工程全部竣工,三官庙的位置,被新的盛京太庙所取代。

 

       由于太庙是供奉皇帝祖先之处,所以在建筑上有一些与宫殿不同的特点。它由太庙门、正殿和东西配殿、耳房等组成,有趣的是,整个庙院并不是在平地盖造,却是像皇太极时期的帝后寝宫区一样建在高台之上,而且太庙门的位置比皇宫正门大清门还要突出,房顶的琉璃瓦也一律用黄色而不加饰绿剪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都是为了表明其地位的尊贵。这座太庙建成后,因空间比较狭窄,并没有在这里供奉清朝历代帝王的“神主”(牌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传旨,把京师太庙中所供奉的太祖至雍正五朝的玉宝玉册,用新疆和阗出产的上等玉重制一份,而将原有一份送至盛京太庙尊藏。所谓玉宝玉册,是记载为死后皇帝所进的庙号、谥号的典制文物,按制收藏于太庙中,而且每位帝后死后必有一份,所以乾隆皇帝也同时规定,嗣后再新制玉宝玉册都要做成两份,北京、盛京太庙各藏其一。按照这一制度,至清末盛京太庙共收贮清太祖朝至穆宗(同治)朝玉宝玉册三十二份(详见后述)。

 

       太庙建成后,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东巡祭祖陵的皇帝在进入沈阳故宫之前,都要先到庙中向自己祖先的玉宝玉册上香行礼,所以这处建筑尽管面积不大,地位却高于故宫内任何一处,是平常的“庙”所不能比拟的。

 

      

 

                        西路

 

                     1、嘉荫堂和戏台

 

       沈阳故宫的西路,原来并没有宫殿建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存放《四库全书》,皇帝决定在这里增建一批新建筑,竣工之后,便成为现在的西路,沈阳故宫建筑群也最后奠定了三路并列的格局。

 

       西路主要宫殿,按使用功能可以分成嘉荫堂和文溯阁两个组群,都建于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81──1783年),也是清代沈阳故宫最晚的一批宫殿建筑。

 

       嘉荫堂组群位于西路南部,由嘉荫堂、东西廊、戏台、扮戏房等构成。嘉荫堂坐落在其北侧正中,五间硬山卷棚顶前后廊式建筑。室内原用雕花落地罩分隔成五个单元,从乾隆皇帝“文溯阁既建,别构读书堂”的诗句中,可知是按照很休闲典雅的风格布置,各间悬挂的皇帝御书对联也都符合这种氛围。如明间东、西壁联分别为“妙理静机都远俗,诗情画意总怡神”、“一室有余含峭茜,八窗无尽启吟披”;东次间西壁和东暖阁内东壁的对联则分别为:“何处不堪体物理,于斯亦未忘民艰”、“对时真惬农桑庆,宁道非关视听娱”。从其字里行间的意思看,此处应是皇帝吟诗挥毫、观画赏戏的所在。、

 

       嘉荫堂的正前方,即是一座背南向北的戏台。下为高二尺余的台基,台面约30平方米左右,上为青瓦卷棚式顶。这样大小的戏台在清宫(包括北京宫殿、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属于中型规模,一般设在宫廷内的单独区域,可供十几人至数十人观看演员和道具数量都不太多的剧目。戏台之后连通扮戏房五间,即演出时供演员化妆候场的后台。戏台东西两侧,各有宽廊十余间,南北两端分别与嘉荫堂、扮戏房的山墙相接,构成一个围绕戏台的封闭空间,使演出时可以获得更好的音响效果,设计得十分合理。扮戏房和两廊都有向南开的门,而皇帝进出嘉荫堂则可走北门,这也避免了身份不同者由一门出入的等级混淆。

 

       清代宫中演戏之风很盛,在北京、承德的宫殿园林中建有多处戏台。沈阳故宫虽然只是皇帝东巡期间使用的行宫,每次在此居住的时间都不超过十天。但乾隆皇帝还是借修建文溯阁之机,增建了这样一组建筑,其用意,既是备在此驻跸时赏戏之用,也是想使盛京行宫具有更丰富的使用功能,皇帝在祖先宫殿里的生活也会更舒适。从嘉荫堂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皇帝从保极宫西侧游廊内所设的小门向西走几十步就来到这里,即使读书赏画,环境和条件也要优越许多,更何况还能在此赏戏和举行小型的便宴。据史书记载,嘉庆皇帝两次东巡住在故宫时,都曾在嘉荫堂设晚宴,款待随驾东巡的王公大臣和盛京、吉林地区的高级官员,席间还有戏曲演出助兴,戏台的东、西两廊内,便是王公官员们入宴观戏之处。这种赏戏赐宴比起在大政殿、崇政殿的正式典礼自然要轻松随和得多,可见这组建筑的兴建,确实对丰富皇帝在故宫期间的生活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

 

                      2、文溯阁及其附属建筑

 

       西路北侧的一组建筑,最南面是位于嘉荫堂后的三间悬山屋宇式宫门,入内即为这一区域的主体建筑──文溯阁,是专为存放《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座著名藏书楼之一。

 

       《四库全书》是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用将近十年时间修成的中国古代收书最多的大型丛书。乾隆皇帝对这项在“盛世”中进行的浩大文化工程十分重视,不仅由始至终亲自过问,而且想把这部书做为在他执政期间精心打造的文化瑰宝,传给子孙后代。因此决定,全书修成后抄录为四份,分别收藏于北京宫殿、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故宫,其藏书阁命名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合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来又增加杭州西湖行宫的文澜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扬州的文汇阁,合称“南三阁”或“江南三阁”。每座藏书阁的命名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如盛京故宫的这一座,按照乾隆在《文溯阁记》中所说,是取“溯涧求本”之意,以表达自己“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的用心。

 

       文溯阁的建筑形式,与其他六阁一样,都是仿效浙江宁波范氏的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当然这只是在结构上,而其具体的建造和施工仍是按照清代宫廷建筑的标准。阁的外观为两层,每层六间,但西侧一间宽度只有其他各间的一半,并不用作藏书而是安设楼梯的地方。表面看来,这半间房似乎有些多余,其实这种故意凑成六间的格局是有“讲究”的。因为宁波的天一阁是按照《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建造的,其目的就是借这种观念“以水克火”,避免藏书楼失火而使珍贵的书籍受到损失,这也正是文溯阁等七阁模仿天一阁的主要用意秘在。一个大屋顶下的六间房屋,即是象征着“天一”和“地六”的。

 

       与其他宫殿相比,文溯阁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殿顶不用黄琉璃瓦而是黑琉璃瓦镶绿边,廊柱用绿色而不是红色,檐下的彩画也不用龙凤等图案,而是“如意书卷”、“白马献书”等以书籍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且采用蓝绿为主的色调。这样做的用意与“天一地六”相同,也是为了从观念上防止火灾。因为龙、金色、红色都是火焰的象征,而黑色、绿色、蓝色则是水和木的象征,用在藏书楼上自然更为合适。这也是具有很深迷信观念的古人经常采用的一种“防火措施”。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因素,使文溯阁同其他宫殿建筑相比显得与众不同,更带有清新淡雅的意境。

 

       文溯阁内分为三层,其中第二层是在五大间的北侧和东、西两间加构的“凹”形“仙楼”,这样既扩大了一层中前部的高度空间,又增加了摆放书架的面积,并与两层的外观相适应,设计得十分巧妙。阁内书架都是专门制做的,上面刻有“四库全书某部”“第某架”,按次序排列在各层。下层放《四库全书》经部二十架共九百六十函,另有同贮的康熙时所修内府写本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架共五百七十六函;中层仙楼放《四库全书》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顶层放《四库全书》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架共二千零一十六函。以上共《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古今图书集成》五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册。此外,下层尚有〈四库全书〉的总目、考证、简明目录、分架图等辅助类书籍,以便于查找和阅读。

 

       文溯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也是难得的文物和艺术品。抄书所用是洁白柔韧的特制开化榜纸,印有红色的框界和栏格,墨书字体工整娟秀,一笔不苟。首末页盖有“文溯阁宝”、“乾隆御览之宝”玺印。书册为仿古的软包背装,封面绢质,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青色、集部灰色,以便区别,每函外又盛以特制的楠木书匣,既考究又便于保管。对于一部数万册的书,能达到如此精美的程度,其整体价值可想而知。

 

       文溯阁建成后,七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盛京故宫。面对新建的书阁和收藏其中的〈四库全书〉,这位太平盛世的“古稀天子”感慨万千,十分庆幸能够在祖先宫殿里亲眼看到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不仅亲赋“老方四库集全书,幸得功成庆莫如”的述怀诗,而且挥毫写下“礼乐仰承基绪万象沧溟探大本,古今并入含茹三江天汉导洪澜”、“由监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区脉络。本绍闻为典学心传道法验权舆”两副楹联和“圣海沿回”匾额悬挂阁中。其后,还在盛京内务府专设六品官一人,负责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管理和保护。

 

       文溯阁东山墙边,建有一座红墙黄瓦的方形碑亭,内立满汉合璧文字石碑,正面刻《文溯阁记》,背面刻〈宋孝宗论〉,都是乾隆皇帝御撰文。

 

       文溯阁后的院落中,有仰熙斋七间,两侧有抄手廊与文溯阁后廊相连。斋内东间设有宝座屏风,从皇帝所题“日丽风和春蔼吉,周书鲁语义抽寻”等对联的内容,可以知道这里应是与藏书阁配套的书斋。出仰熙斋北门,另有一进院落,正面为九间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由其所处的位置和有关殿内陈设的记载看,这里也应该是与仰熙斋在布局和功能上结合使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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